冯永锋

电视里经常看到前央视著名电视主持人倪萍，在信誓旦旦地给一家蛇化妆品公司做广告。有些人看了之后，除了肠胃不太舒服之外，丹田之中马上会涌起个疑问：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蛇吗？这些用来制作化妆品的蛇，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答案当然是有的，有那么两条很过硬，一是有人说这家公司有中国最大的蛇养殖场，因此蛇源不成问题；二是养蛇业是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的朝阳产业，不仅对于工业化有好处，对群众身体健康有好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被剥夺得最厉害的中国农民的“增收”，都有好处；甚至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蛇类资源的保护，也有莫大的好处。

某家化妆品公司还真有一个“蛇园”，用作吸引游人的，网页上的宣传语，这么说，它“是一个以蛇文化为核心、以苏南园林艺术为表现形式、以现代科技为切入点、以传统布局和历史文献为载体，以探幽、旅游、休闲、购物、娱乐为内涵，创意独特，构思精巧，设计新颖，融知识性、趣味性和商贸于一体的旅游景点。其宗旨是：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创新，为民族精神扬名，呼唤引领世人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蛇园主要由蛇类动物博物馆、大型蛇技表演场、科幻蛇类动物放映厅、灵蛇洞、万蛇林、蛇岛、蛇山、垂钓中心以及憩园、购物中心等组成，让游人能在观赏游玩中领略自然界蛇类传奇的深邃及悠远。”

这家公司是不是有中国最大的养殖场，笔者固然在某个BBS上扫到了一眼，但遍寻新闻和文件都查找不到“有效证明”，加上写稿前没有时间到这家公司去探访，因此只能保持存疑。有没有中国最大的蛇养殖场其实不是太重要，因为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林业科技人员、养殖业从业人员、吃蛇用蛇服务业从业人员大都很清楚，蛇类的人工化养殖一直是很困难的，而且你解决了这条蛇的养殖问题，不等于你能解决那条蛇的问题；你把“肉蛇”的人工化问题解决了，“药蛇”的人工化可能仍旧是个问题；你把农业用蛇、零散用蛇、观赏表演用蛇的人工化问题了，工业化用蛇的人工化问题仍旧可能难以解决。

或者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蛇，其实都得从自然界中捕捉来，即使你不捕捉全是大蛇，只捕捉小蛇，对自然界的蛇类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蛇都成了濒危动物，除了广东这样的邪恶之省在恬不知耻地大吃野蛇肉大喝野蛇汤之外，工业化养殖而导致的对野生蛇类的高强度捕捉，也是重要的原因。

有许多专家一直在那呼号，说人工养殖能够保护自然界。他们举了个例子，说梅花鹿过去濒临灭绝了，而开始人工化养殖之后，中国梅花鹿的存栏数已经达了几百万只，梅花鹿再也没有灭绝的危险了。可是，一个天然物种，不管是存在于动物园、标本馆还是养殖场，其实都不等于这个物种得到了保护或者恢复。养殖场的圈栏内有几亿只梅花鹿，也不等于野生梅花鹿得到了保护，何况，中国有许多人，还打着养殖的名义，到自然界去到处捕捉野生种，以满足其残忍的性情和血腥的欲望。

再用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就更加容易理解些，中国野生的华南虎、东北虎实际上都已经灭绝，但中国的动物园里，有上千只的“养殖华南虎”和“养殖东北虎”，这些老虎繁殖得再多，也不能阻止其野生种群的灭亡。而野生种群的灭亡，往往就等于一个物种的消亡，因为人工养殖物种的野化放生工作，尤其对于哺乳动物，在当前的中国生态崩溃、人人都以破坏环境为荣的时代，是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基地的“养殖型大熊猫”之所以一直备受争议，也是因为圈养的大熊猫，可能已经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熊猫。

即使蛇类的人工养殖化获得了突破，也未必对蛇类自然资源的保护有用。全世界现在都在担忧一个事，叫“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在广泛意义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有一个小类，叫“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这么得到学术灵感的：由于全世界的农业都在走向工业化，大面积单一化的种植和养殖正在吞噬无数个“本地农业物种”，因为要养某种瘦肉型的高产速生猪，某个地方本地的矮小型慢生型的猪就被“优胜劣汰”了；因为要种某种甜、大、红的石榴，某地本地特有的酸、小、皱的石榴品种也“被市场选择了”，因此，当高产、美貌型的产品在全世界以标准化的几何速度扩张的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农业的种植品种、养殖品种越来越单调，原先各地乡村都普遍存在、延续的一些缓慢而美好的传统之物，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亡了。此时，如果再加上克隆、杂交、转基因等技术的帮忙、胁迫、控制和搅局，人们已经无法搞清：自己家门口种的东西，到底是西瓜还是银杏，到底是一种动物还是一种植物？更搞不清的是：到底是本地和尚好还是外来和尚好，自己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异乡人？

让自然资源为人类所用，确实是人类不得已的选择。但不等于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毫不负责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破坏自然。理想的策略当然是人类及时能够为自己的环境伤害行为买单；理想的场面当然是每一个给人类利用或者利用中伤害的自然资源，都能够自我恢复或者在人类的帮助下恢复。而理想的方式，当然是人类对每一个行为都进行严格的环保评估后再加以施行。

几乎所有的明星都会像倪萍这样给厂商代言，因为除了丰厚的利润，还有高频率的出镜次数，给进一步混个脸熟提供了无数的良机。利用明星去代言一个商品以协助某个商品的销售或者“份额保卫”，当然也是全世界所有商人的第一选择。而一个成名的公众人物，迅速地成为广告明星或者商人追逐的对象，往往也是其事业成功、品牌成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些人初步成名之后，一辈子再也不干别的，专门在承接各种广告就足以让他们更加的有名。有些人甚至是因为帮人做广告而成了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因此，说到底是一个明星在承接广告时考虑得是否周到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哪些是一个明星真正应当考虑的，哪些是次要考虑的。有些公司是骗人的，明星先是自己上当，然后引诱别人上当；有些公司是假冒伪劣的，明星为了个人利益，置消费者利润于不顾；有些公司是赌博型的，它们把所有的钱都下注给了某个明星的某条广告，“合作”得好，也许企业就实现了疯狂的增长，合作得不好，也许厂商与明星都不得好报。但这些都是传统时代、人与人时代、商业时代最容易遭遇的问题，而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环保时代，社会很自然地就会用环保的透视仪，去检查每一个人的行为。因此，自然而然的，环保是否过关必然会成为明星代言某个商品的“第一决定权”。

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明星大概是最倒霉的，因为社会的环保怒火一定会发作到他们的身上。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明星是最容易被人们参照的，因为随着社会全面进入标准化和商业化，人的“行为多样性”“生命多样性”也在日趋消亡，无数的人只知道以明星的行为方式来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因此，明星很像养殖场里的那条高产、美貌的优质蛇，正潜伏着取代其他所有蛇种的野心。

图片说明：倪萍给地震灾区捐了100万元。

在一个炙手可热时代，明星就像铁板上的烤串，在周围燃起熊熊大火让你跟着欲火中烧的时候，在肚子里已经灌下好几大碗迷魂汤，耳中已经输入好几万言的谄媚软语的时候，在家里急需钱来救命看病的时候，一个明星怎么可能稳住心神、把住阵脚、守住环保贞操？因此，说到底，倪萍给一个做蛇生意的公司做“信号放大器”，引导消费者以更高的频率消费中国日益稀少的蛇类，大概也是情有可原。因此，大概是不应该受到环保人士的过分苛责的。因为，有人一定天天在那反驳：“你们环保人士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吃喝拉撒，每天都在伤害环境，因此，你们环保人士没有资格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品头论足，更没有资格冒充灵魂清洗师，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时候，擅自决定社会的价值取向。”（2008.7.4）

冯永锋

中国几家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盯上葛优已经很长时间了；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收集葛优以及“类似葛优”的明星们的各类“环境罪证”。大家之所以迟迟没有开炮，没有下手，就是一直犹豫不决，觉得像葛优这样的看着还像个好人的明星，在中国娱乐界中颇为稀罕。在许多人都还不知廉耻地坑蒙拐骗的时候，有许多人还以粗鄙和贪纵为荣的时候，用环保这类高尚的人文情怀去要求葛优同学，似乎显得颇有些残酷。为爱护葛优同学的羽毛，照顾葛优同学的颜面，捍卫葛优同学“成名为公，挣钱为民”的形象，环保人士们几次站在阵地前线，炮弹装好，准星调清，座标校正，神枪手、神炮手全都各就各位了，最终，环保组织们还是一次次地拖延了开战时刻。

著名演星葛优，这两年在环保方面，干了一些不太光彩的事。

他代言的一个“造林项目”，引爆了全国人民的“投资热情”和“环保激情”，结果被证明是非法集资与非法传销的行为，社会上无数人受骗；导致中国所有木头的最高管理机关国家林业局，遭受空前的但却显然无辜的责罚——国家林业局造林司副司长李怒云使出浑身解数来替林业局开脱，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事跟国家林业局真的没关系，是骗子打着造林的名义干的坏事，我们发布了无数的通告，但奇怪得很，越通告、越说明，社会上卷进去的人越多。

社会上迷信以造林、生态保护各种名目出现非法集资活动、传销活动，除了巨大的利益诱惑让许多人猪油狗油牛油蒙了心而不顾一切地把多年积蓄“施舍”给打扮成“送财童子”的欺骗先生之外，像葛优这样容易骗取公众信任的明星，在其中制陶炼俑、修渠引流、甘当放大器和“指路灯”，也是一件件惊天大案成形的重要幕前力量。

葛优自然是拿到了好处的，虽然他事后颇为委屈地说自己也是受了骗上了当。但这样的诉苦更加显示出了明星的不智。确实，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人专门欺骗明星，有些明星由于一时昏昧，被骗个倾家荡产的例子比比皆是。但面对由于自己的不慎导致公众受愚弄和欺骗的事件，即使个人受了委屈，遭受了人祸，也要打掉牙往肚里咽，露出的肠子塞回体内，流下的鼻涕吸回口腔，喷涌而出的血要让它白流，因为，在个体责任与公众责任之间，任何个人都要明白道义所在。

非法集资造林的阴影尚未从社会公众心理消除，葛优又毫不犹豫地替某牛奶公司当起“特约宣传员”来——当然，也是收了好处费的；中国的许多“知名公司”，在广告上固然是喜欢花些血本，但在环保方面，多半都是不肯真心投入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经得起环保的核查。这家公司似乎目前尚未暴露出环保方面存在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葛优先生也一定没有认真审核过这家企业在环保方面的现实作为，更没有去爬到某座环保知识高山上，“眺望”一下这家公司的环保风险。有朝一日，要是这家公司曝出环保丑闻，不知道葛优先生该如何担当。

其实葛优已经明确地用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某家方便面公司2007年被国家环保总局（如今的国家环境部）高调地公开处罚过。可就在该条新闻向社会流淌的时候，公众惊奇地地媒体大河边发现，葛优先生一直泡在水里，奋力地替这家公司“传播和销售”；而且在该公司出现环保方面的黑洞之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迟疑和悔恨之情，甚至表演得更加卖力，出场得更加频繁了。

中国，或者说全世界，正在全面进入环境保护时代，正在全面进入人与自然时代。今后，任何一家企业，光解决劳工的福利问题已经不够，光解决产品是不是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不是假冒伪劣已经不够，还要看它的原材料的价格是不是符合真实成本，原材料的采掘、获取过程是不是在伤害环境；其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不是“清洁”，其流程是不是在伤害员工的身心；其末端的排放是不是对自然造成压力和负担。归根到底，任何一家企业都得保证其所有的过程必须环境友好。该治理污染的需要投入资金去治理，该缴纳环境责任险的要缴纳环境责任险，该支付合理资源价格的必须支付合理的资源价格，该必须照顾本地人利益的必须照顾本地人利益。这时候，请企业一百个放心，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所有投资，最后都会分摊到一件件商品中，被消费者所“笑纳”和“消纳”，因此，环境的成本根本不是由企业来负担，而是由社会来负担；负担了环境成本的企业根本不会降低竞争力，相反，却会增加无穷的市场可能性和公众魅力。

但我们确实要承认，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粗放、粗暴、野蛮、自私、保守、封闭、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各路企业大军，还在忐忑不安地估摸着国家政策的脸色和市场的情绪；有许多企业还对私吞环境成本抱有极大的妄想，有许多企业还想在环境伤害方面做些投机性的手脚。因此，如何对这些企业进行诱导和监督，就成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责任之一。

这时候，明星的重要性大概就能够显出来了。许多明星过着优裕甚至奢侈的生活，这中间固然有他们经纪其才能时的运气成分，但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对明星的期望甚高，因此愿意把社会资源、个人财富很大的一部分，毫不迟疑地导流给明星个人，让其过得极度的奢华和荣耀。但是，这些资源和厚爱不是白给的。挣起来太过容易的钱，花起来一定相当的艰难；有些名气可以一夜暴得，但“花”起来要格外的小心谨慎。社会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它们最喜欢戴着道德的有色眼镜去看公众人物，他们一边把钞票和出场机会慷慨地出让给明星，一边暗暗地给每个明星量身订做了一套套“道德紧身衣”；每个公民手上都捏着一把苛刻的公众信任标尺，随时随地给公众人物、明星人物的行为打分。要是明星人物、公众人物有一天突然昏了头，居然忘记了维护良好公众形象所需要的代价，没有表现了应有的礼貌和尊严，居然做些欺骗公众、迫害公众、误导公众的行为而不肯悔改，那么公众手上的标尺就会迅速化为烂西红柿和臭鸡蛋，分外精准地砸在这些公众人物的头上。

前面说了，我们肮脏的经济巨轮已经难以阻挡地驶入了环境保护时代。这不是什么好事，这说明人类与环境之间已经到了与环境先是你死我活接着就是同归于尽的烤箱中。环境因为人类的迫害提前悲惨地夭亡。因此，出于一种道义上的缓解措施，环境责任需要成为每个公民都必须超常支付的一种责任。衡量一个人，光说他有才华，光夸他自食其力，都已经远远不够，还要考核他的“日常行为的环保度”。而第一批被考核的人，或者说，第一批被考核公司重点录取的人，必然是像葛优这样的娱乐明星。因此，像葛优这样的时代骄子、人类先锋，如果缺乏足够的支撑其公众环保形象的能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环保组织最早攻击的靶心。

进入2008年以后，一些环保组织的人，曾经在一起开会，想联合起来找个机会，找葛优同学座谈一下，谈谈心，交交朋友，灌输灌输理念，然后看葛优同学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以决定是否“留公众察看一年”。随后，再根据葛优同学的表现，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有些环保人士还天真地盼望，葛优同学能率先站出来，作为“总召集人”，倡导发布“娱乐明星环保宣言”，带头参与编制“明星环保生活指南”呢。

商量之后，有个环保组织的负责人给葛优同学的手机发了个短信，提醒他替某方便面代言时注意这家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葛优同学态度还真不错，给这位负责人回了短信，内容大意是说，我知道了，我会去核实一下的。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葛优同学再也没有了回音。

环保组织的负责人们仍旧在耐心地等待。而我，已经等不及了。于是，趁着今天天色比较黑，天气比较热，心情比较平静，写下这些文字，希望以葛优为代表的中国娱乐明星，能够有所感应。（2008.7.3）

冯永锋

最近，一家名叫曼图林业的“国际公司”，以及一家来自山东的晨鸣纸业公司，由于要帮助湖北黄冈“发展林业”，与当地不少政府部门签订了合作协议。曼图林业有欺骗嫌疑、政府不该胡乱替民作主的现象，被媒体大量报道出来后，湖北黄冈市政府抵死不承认本地的森林遭受破坏，而且很自得地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生态保护，而且引进了外来资本，帮助当地农民实现了增收。

图片说明：把鸟关在笼子里，不如让他们自由飞翔。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民族是不会把鸟关在笼子里的，一个真正懂得民主的地方政府，也是不敢盲目替民作主的。

我虽然关注中国的天然林保护，但在这里，目光却被另外一个行为方式所吸引，几天以来，我一直在苦苦思考一个问题：林权改革时代，政府还有必要为民作主，把森林成片成片地租给别人砍伐，再造，然后以发展经济吗？

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林权改革。所谓的林权改革，学的是当年农业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把集体林权逐一分割、确权、分配给农民，让他们去“自由经营和自由保护”。理想的目标，是既实现林业发展，又实现生态保护；既满足了中国的木材需求和林产品需求，又满足了中国的自然保护的需求。骨子里，是政府无力再支持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了，才把权利让渡给农民；并且，还设计了“林权流转”制度，允许社会所有力量再从农民那把林地“流转”走。

有意思的是，湖北黄冈市政府准备把几百万亩林地租给一两家公司以发展“林浆纸产业”时，与海南省1997年把几百万亩林地租给金光集团以种桉树的时代略有不同，不同就不同在林权改革已经开始全面推进了。像海南省，省委一二把手一句话，一个签名，就把全省大面积土地承包给金光集团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像云南省，也是省一二把手一句话，一个签名，就把2000多万亩土地承包给金光集团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集体林地已经“确权“给了千家万户的农民，林权证分握在家家户户手中。而中国的林地，只有两种属性，一种叫国有林，一种叫集体林，国有林，大概都是用来做生态保护的，没有足够的理由和疯狂，哪怕是国家级政府，也不太可能拿去开发和经营。

林权既然已经属于各个农民了，那么政府有什么资格替民作主？有人马上就说了，有权利啊，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快三十年了，不也时不时有政府官员觉得自己浑身聪明，要替农民作主，引导农民种这种那，动不动就想把某种作物种上几万亩几亿亩。林权改革刚刚开始，农民又那么愚昧，市场的大海又那么险恶，人心又那么贪婪，当然有必要请聪明而富有见识的政府官员们出来，替农民作主，帮助他们把握生产和生活的方向盘，以免出现可笑的失误。

这位老兄的说法当然值得商榷了。中国农民如果说真的有些愚昧，恰恰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作主的能力，而是因为几千年来，总是频繁地有人替他们作主，不许他们自己作主。他们的财产不能自己作主，他们的性命不能自己作主，他们的命运不能自己作主，他们的子女也不能自己作主；他们的生产权、生活权、流动权、思想权、教育权、娱乐权，无一不处在“由他人作主”的夹缝中。

如今，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了，中国农民的作主权力多少有了些舒张，而且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功，原因就在于让社会上的各个人自己作主，农民有可能自己作主了，工人有可能自己作主了，知识分子有可能自己作主了，自由民有可能自己作主了，才出现了今天社会的繁荣局面和经济暖化局面，才出现了社会的生活多样性和行为多样性。完全可以这么说，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与社会每个公民自己作主的程度如何是正相关的。当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作主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创造力才会得到充分的释放和激发，这个社会的美好度才可能得到里应外合的表现，这个社会的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可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一直以为自己非常的聪明，或者被某块私欲的猪油蒙了心，使出浑身解数要替农民作主。实际上，如果用法学家的眼光看来，政府官员出面与某个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权利替农民作主。

大概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一开始就深知这一点，他们前脚刚刚签订完，后脚就到各村各户去强迫农民、引诱农民、欺骗农民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着急忙慌地伪造一份份农民委托他们行使“作主权”的法律文书。可惜，这个伎俩实施的过程，总是会引发一些怀疑和质问，导致他们永远处于心慌意乱之中。因为这些官员很清楚，他们的“作主权”是经不起追问的，随便一个地方都能发现他们程序违法、行政违法的污渍。

于是有人说了，政府占有、控制了那么多资源，政府的官员个个都是社会精英，政府的财政是世界上最充足的财政，总该给他们提供一个英雄用武之地，总该有一座供他们施展才华的擂台吧？其实，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服务机关，他们可做的事就太多了，比如消除金融系统对农民创业的支持障碍，让农民可以自由地、无条件地从银行中获得贷款；比如打击市场上的黑恶势力和红恶势力；比如刺激技术创新和知识服务体系的新生，让农民随时随地能够得到健康的、持续的、扎根本地的科技服务和文化服务；比如扶持社会正气，激发各种当家作主、勤劳致富、环保公益的时代模范；比如鼓励农民成立合作协会，让他们除了私人当家作主之外，还能够有集体当家作主、共谋美好事业可能。如果能把这些事做好，就该有无数的农民每天抢着给政府官员敲锣打鼓地送锦旗和感谢信了。

                                                                    （2008.6.30）

冯永锋

这两年，因为在写《没有大树的国家》一书，或者说，因为关注中国天然林的命运而撰写《没有大树的国家》一书时，我一直试图说明三个观点，一是中国的天然森林生态系统已经崩溃，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人工纯林毫无廉耻地替代天然林；二是国家林业局早该改为国家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局，否则国家林业部门会成为摧毁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元凶；三是2002年开始试点，2008年开始全面推进的集体林权改革是一场赌博，当国家无法保护森森生态的时候，就把责任推卸给社会，希望能够调用全社会的力量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代价就是允许社会的每一个人，插手森林资源的利用。

图片说明：砍掉大树以种小树、砍掉杂木林以种纯林，是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而这些行为很少受到谴责的原因，是国家林业部门一直幻想“在发展中保护”。因此，一直默许、甚至鼓励森林替换的事件天天上演。

湖北黄冈最近发生的事件，其实在中国大地上一点都不新奇，或者说，从2002年之后，当林业部门开始有意识地“权利让渡”，放任全社会的各种刀斧来借势发财的时候，与中国所有的水面正成为“空水”一样，中国森林已经成为“空林”，成为生物多样性单一的农业经济林和工业经济林，是每天都在中国大地都在豪放地上演的悲剧。我此前写过“中国森林正在空心化”，“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大树”这样的文章，已经把这个观点表达过了。而“国家林业局应当改名”、应当与其他的环境保护或者生态保护或者资源保护部门相并拢，成为纯粹、坚定的生态保护力量，这个观点也在我的《没有大树的国家》一书出版时表达过了。

因此，我这里要谈包括我自己都可能不太相信的第三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拿中国脆弱的生态进行赌博，而且赔率极大。2008年开始，中国加速进入森林全面替换为人工纯林的时代。此后的每一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都会上升，但中国的天然林覆盖率、中国的森林质量、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将以“负相关”的方式，持续走低；而中国森林纯化导致的灾害，比如病虫害、水灾、泥石流，却以“正相关”的方式，年年增长。

有人把集体林权改革称为“第三轮土改”，实际上，是以农业的思维，去经营林业。这几年，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罪恶的农耕》，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华北平原的农业文明思维，如何主宰着中华政治文明的主旋律，如何支架着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如何规划着中国城市文明、工业文化的主干线。它又如何侵犯了其他地方的农业方式，又如何以农业方式，侵犯着游牧文明、森林文明、山地文明、河流文明、大海文明、狩猎文明、湿地文明等，导致这些土地多样化的利用方式，全被华北平原的农业耕作思维所替代和控制。而这种替换，大概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被替换的潜意识和潜规则。

按照国家惯语，我国的林权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国有林权，大概县级以上部门就可以控制和流转，这是许多县里的林业干部出现腐败的重要原因；二是集体林权，大概由村级单位控制和流转，这导致中国几乎所有的村主任随时有可能沦为公权私有型的贪污犯。集体林权改革的方法，主要是把“集体林”（黑龙江的伊春等砍树重镇则是国有林），以确权的形式，以长期承包使用权的形式，“分配”给各个村民，由村民自己决定这片林地的经营。当然，国家林业部门会出台诸多的标准来控制村民的行为，以免出现不应有的生态伤害。

图片说明：林权改革模式标本福建南平市，大量村庄所有的天然林都被替换为农业经济林和工业经济林。生态实际上已经崩溃。

有人认为，国家林业局倾力一搏的“集体林权改革”的理论基础，是1978年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是在国家再也没有能力发展生产力时的一种责任推卸，这种把土地经营权利让渡给农民的方法，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生产力，让中国人民一度有了“带伤前行”、“边受伤边前行”的可能。但这个制度在三十年之后看，承包是实现了，但“联产”却一直没有实现，中国的农民并没有从骨子里热爱他们的土地，土地污染、土地板结，土地深受其害，在发展中没有保护，更没有实现在保护中实现发展，他们的心情随土地的出产力而起伏；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出现的时候，中国农民，这个地球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因为没有联合起来，而导致村民自私、村庄衰退，中国农村的破碎化，让人目不忍睹。

因此，集体林权改革所依托的理论基础，本来就有许多漏洞，而集体林权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居然仍旧盼望以“任其发展”的模式，来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

集体林权改革当然也像中国其他的改革措施一样，做过多次的“试验”。有意思的是，我的老家在福建南平市。福建和江西的经验，是集体林权改革的“事实证据”。福建是全国林改的“模式标本”之一，南平又是福建的经验产出地之一。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所有的天然林都被替换为人工林，我看到的是闽江的各支流年复一年暴发洪水，我看到的是社会上无论是国家力量、商业力量、流氓力量还是个体力量，都在气势汹汹地侵犯林地；我看到的是，森林正在成为纯粹的经济效益，其他的“效益”完全被弃置不顾。我看到的是，所有的天然林都被视为“杂木林”，都被视为“宜林荒山”，准备一把刀砍光，一把火烧掉，然后赶紧种上各种经济作物。

我看到的是，林权改革最重要的林权证，至今没有真正发放到农民手中。有两个原因导致林权证无法发放，一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福建各地都在涌动占山开山的潮流，南平市的各个山头，其实早都被各种力量开发、种植殆尽，所有的丘陵，从山脚到山顶，早都被各种力量“事实占有”，在“事实占有”与“林权分配”之间，当地政府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二是政府不知道该不该真的把林权交给农民，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林地与农田的逻辑清晰度完全不一样，农田是界限清晰的，农田是目标明确的、效益单一的，而森林是浑为一体的，森林的存在方式是混沌的、具有多重效益的。

因此，在全国各地到处学习的福建经验和江西经验，其实并不成功，其实并不可取。那么凭什么要虚幻地设定这个标兵，让全国各地都来取经？国家林业部门的真正想法到底是什么？

在湖北黄冈的毁林事件中，我担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当地政府又一次替农民乱作为。集体林权改革本来是要让农民作主的，让农民作主多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虚幻的私有制”可以让试图独占一大块林地的利益集团或者个体，由于谈判成本和资源成本的加大，导致其控制一大片土地成为不可能，即使可能，也由于资源成本的放大而暗地里“增加了农民收入”，可当地政府凭什么再一次伸手，替农民作主？这种替农民作主的恶习，既让林地廉价出让成为现实，又让农民的民主权益再一次受到了侵犯。因此，即使黄冈毁林的现象尚未大规模出现，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也是该受到批判的。二是担忧商业集团利益甚至是欺骗型企业在当地胡作非为一通后，又一次把伤害留给当地。中国现在许多地方的资源开发方式之所以频繁地遭受质疑，除了涉及生态保护这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涉及“本地人利用本地资源的权益”问题，有太多的企业，骨子里是想来剥夺当地的资源，获取暴利后一走了之的。而许多政府官员居然对此蒙昧不觉或者故意不觉，总觉得本地民力孱弱、素质低下，因此没有权利和能力依靠本地的资源发展，一心要把宝贵的资源拱手出让去“招商引资”，结果，不仅资源血本无归，当地仍旧贫弱，而且给当地带来无穷的生态伤害的社会伤害。这又是何苦来呢？

图片说明：2008年之后，林权改革的全面推进，社会上所有的力量都可以伤害中国的森林生态系统，而保护的力量必将被抑制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说到最后，针对集体林权改革这场拿中国生态命运来进行的豪赌，我只能提几个建议，希望这些建议对可怜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能够有所救助。

一是森林是像空气、大海一样，无法简单地确权和分割的，它们的生态效益要远高于经济效益，因此，在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已经崩溃的今天，有天然林的地方，哪怕是残缺不全的天然林的地方，最好不要推行林权改革，而要全部纳入国家公益林重点保护。二是看破“宜林荒山”的欺骗性，中国已经没有“宜林荒山”，所有的“荒凉”、“荒野”、“荒地”、“荒沙”“荒海”、“荒石”、“荒山”，都是最需要保护的生态系统，都该重点保护。三是如果是出于生态保护的目的，那么就不再需要种树，因为所有有土壤的地方，只要不加干预，自然都能够复原；也正因为如此，对所有的“种树行动”，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所有种树的钱，都用来做自然研究；所有的种树人，都转型为自然研究员。四是如果非要进行林权改革，那么请加上“社区协作”的前置条件，可以以股份的形式把林权分配给农民，同时鼓励农民成立“生态可持续利用协会”，让本地人，以集体的智慧，协作共济的精神，来经营自己身边的资源，他们完全有能力既聪明发展，又保护生态。五是金融系统给农民以充分的信任，让他们能够自由贷到创业资金，因为相信本地人的力量，强健本地社区的正派能量，是最好的生态保护方式。六是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民间自然保护区”，号召公众出钱把天然生态系统“购买”（长期承包）下来，保护起来，哪怕这个“小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一平方米。

                            （2008.6.30）

号召网友一起调查黄冈毁林和欺骗事件

冯永锋

农民要致富，大概除了农田，就是森林了。政府要想致富，大概除了盘剥人民，就是盘剥资源。而资源，大概矿产、风光、“污染容量”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太有，企业不多，矿产零碎，能想得到现成资源，就是森林。

因此，很可以说，2008年随着集体林权改革在全国的铺开，全中国的人民，都把发展的资源利用体，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森林。

政府想把森林砍光一次，农民想把森林砍光一次，一些造林集团，也想把森林砍光一次。这样可以挣到卖木头的钱，可以挣到砍木头的劳力费，可以挣到加工木头的“产业增值”，可以挣到植树造林补贴。

这时候，一些骗子也开始粉墨登场了，如果说前两年以造林面目出现的传销案和非法集资案，与森林本身没有关系的话，如果说像金光集团这样的国际纸业大鳄，多少还有一点真心实意求发展的话，那么像曼图林业这样出身不明、行为方式诡异的“国际集团”，很有可能就在玩一种新型的欺骗游戏，最终，它不仅让政府上当，让农民上当，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生态又一次受到欺凌和侮辱。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个事件，我没有来得及到现场去调查。我这里只是综合一些故事，让大家自己去分析吧。当然，像这些举报信的作者们所盼望的，如果网友能够参与调查，不知道比一个记者的力量要大多少。

（小题）有人向我“举报”湖北黄冈政府很可能被一企业欺骗

    我大概被当成中国较为关注天然林的记者，因此，我的邮箱里，总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天然林被毁的“紧急举报”。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篇文章，名字叫“惊天大骗局 国际皮包公司疯狂砍伐中国天然林；空前大劫难 地方政府官员竟然当头号政治任务”

    近日，笔者接到湖北省红安县觅儿乡村民报告称，有上级文件要求村民将附近山上树木全部砍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一家外资企业。李家畈村支书董荣清表示，这是上级最近发布的一级政治任务，本村共有天然林地2950亩，上级下达了砍划2100亩的硬性指标任务。据笔者得到的觅儿镇政府文件称，这个荒唐的政治任务源自黄冈市政府统一部署的林改计划，目的是要将本地建设成为香港某外资公司的纸浆基地。笔者在现场看到，已经有大片的森林已早在今年3月份未经任何批准而被夷为平地，而非常奇怪的是红安县林业局竟然在五月初已为其补办了林权证。

湖北省红安县觅儿乡位于武汉黄陂区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木兰湖畔，拥有较大面积的天然林，各种珍贵树种十分丰富。这些天然林历史悠久，除在文革时期遭到部分破坏之外，一直为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民生活提供着优美的天然屏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当地天然林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恢复，植被葱茏，动物数量日渐增多，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然而，就在此时，竟然有人要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将这一切破坏净尽。

据有关文件称，湖北省黄冈市委为发展本地经济，将把黄冈地区1000万余亩林地中的最佳林区中的450万亩林地上的所有林木出卖给香港公司在黄冈设立的“曼图林业有限公司”，任其在10年内分期砍伐完毕， 并拥有林地使用权30年。曼图公司所要购买不是低产林，而是高价值林，其收购标准为“有林地重点商品用材林，包括乔木林、楠竹林，排除小径竹类。树种：原则限定为马尾松、湿地松（火炬松）和杉木。树龄：以近、成熟林优先考虑。林分蓄积：不分起源，每亩蓄积在2立方米以上。”

更令人震惊的是该公司的收购价格低廉到等于空手套白狼。政府下发的租借林地及购买木料的计算方式：“土地租金12.8元/年亩，林木价格111元/吨。付款办法：签订合同办理林权证后，按实际面积每亩支付120元定金和第一年土地租金12.8元，共计132.8元/亩。以后每年采伐10%，按实际出材量计算付款，扣除原付定金”。无论是政府文件还是合同都只字未提树木砍伐之后如何补种的问题。显然，所谓“林改”、所谓“林纸浆基地建设”就是地地道道的滥砍乱伐！我中原大地的珍贵天然林就这样被拱手白送给外资企业了！怎能不令人震惊、痛心、愤怒！

经过笔者调查，发现了更令人震惊的事实：这个名为“曼图林业”的香港公司号称是由香港曼图集团、加拿大嘉汉国际林业投资有限公司、美国摩根斯丹利联合出资组建的。其实，它的背景非常复杂，完全是一个国际皮包公司。该公司在位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之间、面积仅153平方公里的一个名为“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注册，主营业务不明。更为严重的是，该公司现已债务缠身，欠债高达2亿美元之多，随时面临倒闭。或许正由于此，它才想出一条快速捞钱的“妙计”，就是以林业开发的名义将我中原的大片珍贵树木掠夺一空，迅速发财以还债。

目前，该公司已经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进行着同样的大规模廉价收购、采伐中国天然林的活动。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踪迹。该公司的疯狂砍伐中国行动，以所谓种“经济林”的名义来将本地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生成的品种繁多、难于再生、价值极高的原生林刨挖一空，将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生活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然而，我们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识破和制止这种惊天大骗局，而且通过层层发文件布置政治任务的形式助纣为虐。黄冈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发布红头文件，动用政府行政权权力和人力物力，组织各级政府，“成立机构、宣传发动”，把按时完成这一出卖天然林的任务当作头等“政治任务”来抓。当地农民大多没有多少文化且生活贫困，他们不知道他们签订合同的对象是一个负债累累、随时可能破产的国际皮包公司。他们见到树能变钱就高兴，根本不理解合同的真正意义，因为合同是在政府组织动员下签订的，他们相信政府。

然而稍有头脑的人不禁要问: 由政府负责组织、动员、诱导甚至强迫农民签订如此不利于他们的合同是否合法? 以政府的名义发动群众来签一个与政府无关而只有外企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合同是否合法？以政府的名义、大量动用政府机构的人力物力来为一个私营外企从事收购本地山林以使其牟利，是否合法？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些地方官员如此大动干戈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此荒唐而危害巨大的行为值得一切心怀良知的有识之士的严重关注，并立即行动起来进行紧急干预和制止！恳请你们动用一切力量揭露这个惊天的国际大骗局，为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哪怕仅仅是将此文和材料发送给您认识的人。

这篇文章还附来了许多材料，比如对曼图林业的背景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曼图林业的真实状态与政府出面发布的宣传材料有无数的不符之处：

1．  曼图集团（Mandra Forest Finane Ltd）负债一亿九千五百万美元。它一直设法在每年五月前付清欠债利息。其经营不善，财务困难重重。2005 ，2006， 2007 每年都亏损500万美元以上。它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在安徽投投资“数亿美元”，而极有可能是预购了未来价值数亿美元的树林--但树木的买主不会在一年内买清所有树木。它随时都有可能因周转不灵而要么借更多债，或宣布破产。2013年或此前它极有可能宣布破产。

2．  该公司根本不是香港公司，而是注册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只有20000余人的小岛国“British Virgin Island” 。

3．  曼图林业是曼图集团的子公司。曼图集团根本没必要另立公司，而此一动作可能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曼图集团在公司运营评定上多年一直被列为负面观察- 它必须在每年五月底以前偿付一笔债务，否则或更被降级 ）。

4．  曼图林业和其母公司曼图集团在未来十年或者更久，只能靠砍树卖木付债，根本不可能投资黄冈。它唯一所能做的是挑选好砍好卖的树木卖掉付债，越快越好。

5．  曼图林业及其母公司曼图集团本身没有任何种树植林经验技术，而在2006年与嘉汉林业签署协议，转让曼图林业15%的利权以获得加汉林业的经验及管理技术。不能说是“嘉汉林业 ----联合出资组建” 曼图林业。

6．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美国摩根斯丹利联合出资组建” 曼图林业。

（小题）黄冈政府出面辟谣，说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这些“举报信”同时也张贴到了网上，引发了政府的警觉，于是湖北黄冈的有关政府部门出面反击了。他们说这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近段时间，在中华网等网站上署名“李清平”、“旅美同乡会”、“东流水”发表了很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抨击黄冈市人民政府引进香港曼图公司落户黄冈大规模砍伐原生林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上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的文章，引起了不明真相的网民跟帖和热议。其主要内容有：（一）5月21日，在中华网论坛上署名“李清平”的发表一篇《请紧急制止湖北省红安县觅儿寺镇李家畈村大举破坏天然林》的文章，状告省长李鸿忠及所有不作为的林政和环保部门，反映红安县觅儿寺镇李家畈村与武汉黄陂区塔儿镇交界处的木兰湖畔，有人未经批准正在大规模毁山砍树，破坏天然生态林。（二）6月11日，署名“旅美湖北同乡会”的发表一篇《海外华人呼吁湖北省政府立即中止大规模砍伐原生林》的文章，反映曼图公司是骗子公司，黄冈市把黄冈地区450万亩林地上的所有林木出卖给“曼图林业”，任其在10年左右分期砍伐完毕，曼图公司砍伐行动已经开始，许多地方被“剃头”式地砍伐一空。（三）6月1日，在红安论坛网上网名“东流水”发表一篇《请饶了红安百姓，不要在红安发展速生林》的客论，同样反映红安县觅儿寺镇李家畈村与武汉市黄陂区塔儿镇交界处的木兰湖畔，有人未经批准正在大规模毁山砍树，破坏茂密天然生态林，一些山头天然树林已经完全被毁。6月11日，网名“东流水”的又在红安论坛网上发表了《5种理由不允许红安种速生林破坏生态》。（四）6月8日，在新浪网上发表了一篇《惊天大骗局-国际皮包公司疯狂砍伐中国天然林 空前大劫难-地方政府官员竟然当头号政治任务》的文章，反映上级文件要求红安县觅儿寺镇村民将附近山上树木全部砍光，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一家外资企业；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堂而皇之地动用政府资源大规模破坏我国异常珍贵的天然林。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1、红安县觅儿寺镇李家畈村没有发生大规模砍伐天然林的情况。红安县觅儿寺镇李家畈村李家湾组村民李仁平多年在外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看着家乡近年来大部分人员外出务工，部分水田、旱地多年无人种植，荆棘丛生，若继续任其荒芜实在可惜，欲从农户手中租赁过来投资种植意杨，从事林业开发。这样不仅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利用，同时也可以给大家带来点租金收益。经与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各农户协商，李仁平以13元/亩的租金租过来了，共计500余亩，租期为20年，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书。随后，李仁平迅速将所租赁的土地全部栽上了意杨。在种植意杨的时候，李仁平担心在李家湾组所租14.7亩土地与附近山林交界，一旦山林发火定会殃及意杨，于是经与拥有山林使用权的村民协商同意，在意杨地与山林接壤的地方开辟防火带。为节约费用，李仁平将整地、建防火带工程承包给黄遵祥实施，用地坎、修防火带时所砍树木抵整地费用。黄遵祥采伐交界处部分林木虽然事先征得了林木所有者的同意，但未到林业部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红安县林业局接到举报后迅速派人进行现场勘测，经测算，共无证采伐马尾松蓄积6.9立方米，所采伐的林木均为人工商品用材林，不是天然林。其中：李家湾组碾子岗处修防火带长200米、宽2米，采伐蓄积2.1立方米，张家湾组方家躺处修防火带长800米、宽2米，采伐蓄积4.8立方米。黄遵祥滥伐林木一案红安县林业部门已按有关法律法规于5月20日进行了处理。因此，觅儿寺镇李家畈村李仁平虽然未经批准砍伐了树木，但不是大规模砍伐，砍伐的也不是天然林，更不是曼图公司砍伐的，网上反映的问题夸大事实，张冠李戴，严重失实。

2、曼图公司至今实际一棵树未砍。香港曼图林业公司是由曼图资源有限公司联合嘉汉木业有限公司（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上市公司）、国际投资银行根士丹利共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从事森林资源投资、经营、管理的商业机构。黄冈划定为商品林的林地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造的低产马尾松纯林，亩平产值极低，为了提高林地收入，必须对低产马尾松纯林进行改造营造速生丰产林。因黄冈林业投资严重不足，为了加快营造速生丰产工业原料林步伐，黄冈市委、市政府引进曼图公司进驻黄冈参与工业原料林建设。2007年8月31日，黄冈市人民政府与香港曼图公司签署《黄冈市人民政府与香港曼图公司合作发展工业原料林基地项目协议书》后，香港曼图公司在黄冈市注册曼图黄冈林业有限公司，开展林地收购业务。到目前，该公司已在黄冈市红安县、浠水县实际测量林地面积10万亩，签订合同收购面积2.62万亩，已支付林地租金、林木款、工作经费共363万元。所收购的林地均未办理林权证，也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至今一棵树未砍。因此，网上反映“曼图公司砍伐行动已经开始，许多地方被‘剃头’式地砍伐一空”，是严重捏造事实，造谣惑众。3、曼图公司在黄冈收购林地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进行的。包括曼图公司在内的所有在黄冈从事林业经营、开发的单位和个人，要想取得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均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进行流转。经营者承包或买断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是否流转，由经营者自主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流转。凡自愿流转的，要签订流转合同，及时办理林权变更手续。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林木的流转，必须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签字认可后方可进行。林木和林地的流转应按“林业要素市场”规定的程序进行，防止出现盲目、无序、乱砍滥伐、改变林地用途、改变公益林性质和公有资产流失等现象。各级政府只起宣传、引导作用，决定权为广大林农。同时，黄冈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纸浆林基地建设。凡有能力的农户、城镇居民、科技人员、私营企业主、外国投资者、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干部职工等，都可单独或合伙参与林纸一体化纸浆林基地开发。鼓励各种社会主体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林地流转。纸浆林基地使用权可依法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所以，网上反映“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堂而皇之地动用政府资源大规模破坏我国异常珍贵的天然林”的谣言不攻自破。

4、曼图公司在黄冈所从事的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依法进行的，不会发生大规模乱砍滥伐。曼图公司等森林经营单位在黄冈收购林地后，必须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按照《黄冈市速生丰产用材林总体规划》编制好所收购林地的森林经营方案。在采伐林木进行低改前，必须编制实施方案，经专家严格评审通过后，方可进行，同时，林业部门加强对森林经营单位工业原料林的培育、采伐、更新进行指导和监督，督促经营单位控制皆伐面积，伐后及时更新，注意整地方式。在坚持限额采伐的前提下，实施有计划的采伐，上一年度采伐后没有及时造林的，或没有充足苗木准备的，下一年度不安排采伐计划，所以不会造成大规模乱砍滥伐。

5、在黄冈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不会造成生态破坏。黄冈有1100多万亩林地，按照分类经营的原则，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和省级生态公益林区划标准，界定黄冈市有58万亩国家级重点公益林、107万亩省级生态公益林，这些地方是生态脆弱、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地方，是严禁流转的，曼图公司等企业在黄冈收购林地没有一块地方涉及到生态公益林，凡界定为生态公益林的地方，国家财政、省财政每年都给予了生态补偿，各地按要求进行严加保护，为黄冈提供生态屏障。其它地方为商品林地方，是用来发展商品林业的。因此，在黄冈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是不会造成大规模生态破坏的。至于网上有人所说的，黄冈不宜发展速生丰产林，发展速生丰产林会破坏生态环境是没有道理和科学依据。

6、关于出租林地更新造林问题。曼图公司与黄冈政府协议中明确规定：乙方租赁林地后，要在林业部门的帮助下按照黄冈市速生丰产林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林林经营方案，由林业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后实施，采伐林木必须在苗木准备充足、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并要保证在当年或次年及时更新造林，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和引起水土流失，文中所说的只砍不种纯属无稽之谈。

7、协议中明确规定：曼图公司收购林地是作为黄冈市发展林浆纸一体化原料林基地配套工程，砍伐林木要用于黄冈林浆纸项目，文章中所说的要将本地山林变为外资公司的纸浆基地是没有根据的。

（小题）政府有多大权力“替农民作主”？号召网友一起调查

当然，政府的反击引来了许多反驳。也引起了我的三个疑问：

如果是欺骗，那么这中间存在三大骗局，一是企业试图欺骗政府或者政府的某些领导人；二是政府和企业试图欺骗生态，在不需要种树的地方种树，把砍天然林种人工纯林当成“生态建设”；三是政府在欺骗农民，因为林权改革是要把林权分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来决定如何发展，政府没有权力来替农民作主；而当地政府这种把农民权力“统一打包”转让给某家公司的行为方式，胁迫农民“按时卖地”，必然要遭受质疑和反抗。

好在这是一个公众参与时代，政府任何行为都会马上置到网络的阳光暴晒之下。

紧接着，我又收到了对政府反驳文章的反驳。这篇文章名字叫《是谁在“捏造”？是谁在“掩盖”？》这篇文章对黄冈的反击文章逐条进行了辨析，摘要如下：

红安县李畈村毁林可能只是个案；

呼吁湖北省及国家林政部门彻查黄冈各县砍划天然林真相；

呼吁新闻媒体介入调查相关事实真相；

呼吁广大网民提供相关毁林线索；

呼吁全国人民一起保护天然林！

既然是捏造，为什么得到众多网友的响应，尤其是许多黄冈网友的证实？

合作毁林改林之前，有没有对曼图进行过资信调查？曼图在北美已被列为信誉观察对象。我方的合作者有没有得到曼图全面的资信证明和担保？

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原生林改造，涉及几百万人口及整个鄂东地区生态，岂能按一般合资公司来经营？

难道原文中所列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划文件及新闻发布也能捏造？

砍划行动现在当然是刚刚开始，如果等到砍了10年以后，难道到那时有人揭露才不算捏造？

在天然林本已极度匮乏的中国，难道还有一种理由可以破坏天然林吗？

如果有，我想请问是哪种理由可以破坏天然林，甚至是成片地毁灭天然林？是权力可以这样作，还是政策可以这样作，或者是法律可以这样作？

如果数十亩的砍划都不叫大规模砍划，那我想请问，砍划多少才算大规模砍划？难到真地要每次每片砍划数量达到200亩以上才算大规模砍划？森林与矿产一样属国家资源；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书就可以大肆砍划天然林吗？

即使是开发商花了钱，得到了乡民的同意就能大肆砍划天然林吗？

他砍掉这么多天然林有没有合法手续？

如果有，是谁给他办理的合法手续？

是哪一级行政部门批准他砍的？

是哪一个权高位重的领导授权他砍的？

李姓开发商为什么要砍掉天然林改种上意杨？是他个人要办纸浆厂吗？还是黄冈地区要办纸浆厂？

把砍掉天然林改种经济林说成是纯个人行为是想为谁开脱责任呢？数十亩茂密的林地所砍只得只有6.9立方米，你相信吗？

如果真的李砍划天然林与曼图无关，没有政策许可也没有合法批准，就李所砍天然林数量完全可以判刑收监。为什么李不但没有得到处罚，反而有人说他砍得正确，无罪可言呢？

曼图既然不砍树，干嘛到乡村散发宣传买林砍林种林规划？为什么李仁平手中有他们的买林砍林种林规划及合同？

曼图既然不砍树，为什么在红安浠水测林丈地10万亩，签订合同2.6万亩?

也许曼图真的没砍树,因为他出了钱让村民自已砍;是不是这样曼图就等于没砍树呢?

在鄂东地区马尾松如果不算天然林，那什么树才是天然林，难首是刚插上的小指大小的意杨枝条吗？

要打造纸浆基地就要以砍掉数百万亩原生林为代价吗？

林业投资不足就要以12.8元一亩，111元1吨的价格卖林卖地吗？

在鄂东地区马尾松如果算是低产林，那什么才是高产林？

难道本文作者忘记了马尾松才是当地最高产的林种？为什么一定要改种成意杨才产高产林？

究竟是要的GDP的高产林和政绩的高产林，还是要生态的高产林？

黄冈地区同曼图合作，有没有对曼图的信誉背景考察过？

纸浆基地一向为污染和毁林之祸源，为各省所不欢迎行业，黄冈对此立项又没有进行过论证？

12.8元1亩,111元1吨的原生林价格也叫自觉自愿? 天下有这样的自觉自愿吗?

森林尤其是原生林为国家资源；无论是承包、租赁、还是转让、拍卖；国家有哪一部法律规定可以自由自愿砍划的？个人和集体有经营权，但有成片甚至成千上万亩砍划和改种的权力吗？

与曼图林业的合作者是不是认为“天然林不砍就一分钱也变不出来,一定要砍才能卖钱呢”?

不会大规模的砍划，难道小规模的砍划就行了吗？

不会一次性砍划，难道分期分批的砍划就行了吗？

每年给12.8元1亩,换得村民的同意就合法了吗?

以改造低产林为名砍划天原林,获得地方政府配合就合法了吗？

无论有多少好的美名，对原生林下手就是犯罪！

这么好的用心和意图,为什么不在荒山荒坡和路边种树,却要对最茂密的原生林下手?

在中国购进资源,在中国生产产品,在中国出售产品,在中国获得利润的外资企业就不算是外资了?

砍树改林用于国内企业，砍树就成合法的了?

—徐刚最新的环境文学作品《大山水》给我们的启示

冯永锋

一、中国最优秀的环保作家仍旧寂寞

有那么一天，我匆匆地从喧嚣书市的各个展台上走过，没有几本书能够引起我的惊奇，因为有太多的书，不过都是有大谈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谈人如何利用人，人如何伤害人，人如何管理人，人如何掠夺他人。有些问题，不仅是想要讨论的方向是邪恶的，甚至其谈论的方法、出版的方法、传播的方法，都有邪恶之嫌。

然而我终于在一个出版社面前停下了脚步。这家出版社像许多它的同类一样，由于过去享有着在教育领域的区域垄断权——而教材类图书，至今仍旧是中国出版社最大块的肥肉，所有人都想扑过来咬上一口，揩点儿油——因此而获利颇丰，因此似乎变得比较的开明；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支持徐刚的环保创作。记得有一次徐刚对我说，他去写《长江传》的时候，出版社先拿出几万元，说，拿在路上用吧，不算入稿费，就算是我们支持的采访成本。

这家出版社的摊位上，很小心地摆着一本《大山水》。封面是徐刚自己的题字——因为他是个书法家；内页配的画，也是徐刚先生的手笔——因为他还是个画家。在这个如此明晰的实物证据面前，我终于确定，徐刚先生念念不忘的这本书，终于正式面世了。

书末说这本书写了两年，其实从书的文字痕迹来看，你发现这本书至少写了二十年。出版社在封面上写的“集二十年心力浇铸而成”的宣传语完全有根有据。徐刚作为中国环境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中国环境文学的首倡者，从1986年开始写《伐木者，醒来》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放眼全中国，没有一个环保作家，能超过他；没有一本环保书籍，能超过他的文章。你一定听说过《江河并非万古流》吧？你也一定知道《守望家园》吧？《长江传》、《地球传》、《中国：另一种危机》，这些充满深情和诗意的文字，多多少少你曾经耳濡目染过吧？而他正在写的《崇明岛传》、《三江源》等书，也都富有同样的品质。

《大山水》是“我与大地”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呢？你知道在哪吗？

二十年了，中国环境文学的星空仍旧是寂寞的，徐刚仍旧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仍旧是人群中跳动得最激烈、最有力的那颗环保心脏。除了少数环保界的人士因为想要传播的需要，而写了些“文学作品”之外，真正由作家而入环境的，仍旧寥寥。有些人说，有啊，很多人都关注生命，都关注自然，都歌咏自然的美妙和神奇，都哀叹人类的作孽。但是，我这里还是想强调两点，一是文学而入环境的，二是有意识地入环境的。有些表面上是赞赏或者悲愤的作品，立意时并非为环境而起源，文字流淌的过程也不是因为真正的热爱自然或者关爱生命。就像《瓦尔登湖》，绝对并非“绿色经典”，因为它讨论的是人的问题；虽然今天有些人，把它当成了“自然经典”来读，那也只是“阅读出来的经典”原理在这个时代必然要犯下的错误。

二、从空中俯瞰人类的“大”行为

    作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他拿起笔的时候，他有一种帝王的气势。任何作家都得有这种气势，如果没有，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他的作品一定经不起推敲、激荡和淘洗。这种气势缘于一种正派和纯洁的自信。如果说我们非要定义作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我们人类中内心最纯洁和正派、敏感和多情的那一类人，同时，他们以无所畏惧的使命感，把自己的心中所感，用文字如实地表达和呈现给社会。

徐刚当然是这样的作家，当他站在神圣中国的高空，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历数一座座荒原，一条条巨流，告诉我们帕米尔是亚洲的、世界的山之结，告诉我们青藏高原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荒凉，告诉我们长江、黄河这些文明母亲的历史和内心的秘密，告诉我们鄂尔多斯高原在环境重压的的反思，告诉我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这些人类盛大聚居点里隐藏的环境罪恶，告诉我们蒙古高原、若尔盖湿地面临的生态替换的危险，告诉我们全中国的森林都有可能纯化，告诉我们全中国的河流都已经、正在被截成一段段的水体残肢，告诉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位置，告诉我们，文明在自然界中的渺小。

说到底是在提醒我们，在大山水、大荒野、大伏藏、大历史面前，人类必须收起些妄念，消除些恶想，持续改善日日积累的恶行。否则，即使人类可以采用传统的“逃避罪恶术”，蔑视自然的灾难，也必将无法集体面对“内心的羞愧”。因为如果说人类真的算得上是高级灵长类的话，那么人类最大的优势，不在于会利用工具，不在于会压迫其他物种而让自己这个物种强势增长，而在于，人类的灵魂有一种反思、反省、反弹、反馈、纠偏的能力。他相信人类灵魂中这种自我校正的能力，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否则，人类所面临的灾难，将无穷无尽，绵延不绝。而且这种灾难将越来越明显：绝大多数都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和叠加而成。

没有一个作家有这样的穿透力，没有一个作家具备这样的感染力，没有一个作家在抒情中，把道理讲得如此的清晰和令人震撼。在全中国写过环保类文字的人中，徐刚永远是我模仿的榜样。他的文字诗意、深情、收放自如，纯正如一。而滚滚文字浓缩进去的无数历史细节和科学细节，又让你惊叹于徐刚的博学和萃取能力。一个作家，光有感情是不够的，一个作家，光有知识和信息也是不够的。而徐刚，恰如其分地用感情的洪流，挟裹着知识之水，直接注入你的心田，感动你，激发你；有时重重地震动你的房梁，希望把你从梦中唤醒；有时候则是轻触你的纱窗，给你的梦增加玄妙的颜色。

请听他这样说：“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猜想：为什么风景总是与荒凉共存？也许当初发生之初，造物的美意是巨大而浩茫的，风景从来不仅仅属于人，而是为所有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物种所设造，人在其中。于是便有了亘古的荒凉和人类世界繁华的共存，以及人类世界向着荒凉的不断进逼扩充。荒凉的被剥夺，也就是神性的被剥夺。如果我们不再无知地认定荒凉荒野即是一无所有，而体悟到那是无中生有之地，便能明白莱奥波尔德为什么说，‘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荒野以及荒野思想，是拯救人类的唯一之地、唯一思想。荒野之地以容纳山川草木及各种生物为荣，也从不拒绝人类。”

三、为什么潘家铮不配当院士

《大山水》最大的特点是“大”，用大眼光，大手笔，关注大历史、大自然，抒写大情怀、大悲欢、大寂寞；提出大观点、大忧患，以让大众涌起大欢喜和大惊惧。

徐刚说《大山水》是他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书，却也是他写得最从容的一部书。他说写这本书时，内心非常安静，慢慢地铺开稿纸，讲大地上各个先民群体的创世神话，讲大地的创世神话；因为大自然，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先。

《大山水》“大”的是“山”和“水”，山大概是指一切的陆地和原野，而水则指一切的河源、沼泽和雨露。当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徐刚心思最大的倾泄之处，还是在水。水，是他所有文思，时时在交汇和凝聚的地方。

中国的水，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污染？漠视？不顾一切的水电开发？所有的人都在排污，所有的城市都不治理污臭。所有的水电集团，都以高强度开发水电为“精忠报国”。“他们有钱能使官推磨”，“他们瓜分山水，污染蓝天，贪污腐败，无恶不作。如果种种‘特殊利益现象’得不到整治，天怎么蓝？水怎么清？大地怎么会稳固？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怎么成为真正的行动？”无数的极端发展主义者，是摧毁中国生态的元凶，

徐刚在文字里，不停激赏一批人物，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毕生遗憾的黄万里，他的治河思想和对黄河的价值认识，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徐刚在文字里，也在愤慨地批驳一批人物，这些人是极端的水电开发主义者，或者是极端的科学迷信主义者，前者相信工业能够换取一切，后者相信科学能够征服一切。

这中间有一个“高库大坝”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徐刚在多次接受媒体访谈时，提到了这个人物。而在这本书的收官之节点，徐刚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质询和反对：潘家铮这样的人，怎么配当院士？

江河也好，自然也好，本来都是无目的地存在的。人类借用其提供的养料和尊严而活着，不知感恩也就罢了，居然还想把所有的江河和自然都控制起来，都当成资源利用开来。这样的人，除了“极端发展主义者”这顶桂冠，大概无法再有别的头衔合适他们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潘家铮确实不配当院士，因为院士不能仅是个技术人员，更不能只是个开发高手，而要有人文情怀和高尚的自然情操。可惜，潘院士的心灵，已经被一块块的大坝给堵死了，他的灵魂之液，早已干枯；他的心灵之山，已经没有能力滋润、养育出任何眼泉流。

你看看这位在中国颇为活跃的、最无畏的，因此也就是对自然最无礼的大坝专家，潘家铮院士，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上是怎么说的：“让三峡的水空流百年就等于丧失了5000万吨原煤或25亿吨原油”，“要控制每一滴水为人民所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在人定胜天时代，在“科学谄媚社会”的时代，固然无穷地经济正确，固然无穷地政治正确。但从可持续发展眼光来看，从人与自然和谐的眼光来看，简直具有“能源法西斯”的嫌疑。怎么可能一个人眼睛里，看到河，就想到开发它的水电；看到树，就想砍下来卖木材；看到石头，就想挖出去筛矿；看到一块地，就想盖上房子；看到一只飞鸟，就想弄到笼子里或者炖到锅里。徐刚说：“在技术控制江河之前，人类喝的也是水，血管里流的是血，人类文明史几曾离得开水的滋润？再说，你怎样去‘控制每一滴水’？又为什么要‘控制每一滴水’？”

照片说明：也许在潘院士看来，中国所有的水都这样流，才叫江河？他是不是想当中国所有水的皇帝啊？

更有意思的是，潘院士还经常做一些附庸风雅的“老干部体”古诗，写什么“三峡滔滔复百年，资源耗尽少人怜”，“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诗歌是最考验人的心灵境界的，徐刚直接地质问道：你既然好意思写诗，这样的诗句“怎么就读不出一点坝工以外的环境理念、人文境界？”“没有完整的长江、黄河、哪有完整的一统的江山？”“江河滚滚、山宗水源，在地球最高极上闪动的白色灵光，那神性的风景的出发之地、坠落之地，那怀抱我们先民的灵魂，滋养着华夏历史的大山水，我们怎能不心怀感激、心怀敬畏？”

徐刚愤怒地说：“治理污染，都说没有钱。造高坝，再高的坝，都说钱不是问题。我们对水、流水、清水的轻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书的最后，我读到名为“水之梦”的“后记”。在这里，徐刚谈到了他的母亲：“那一年，她以农人和母亲的仁慈忧心地对我说：‘我老了，小河怎么也老了呢？乡下的水变坏了，你们在城里喝的自来水会是好的吗？’”（2008.6.19）

中国女首富张茵控股的“玖龙纸业”的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刘名中相信“云南能让人多活20年”，可就是他，6月6日，代表张茵私人投资的“香港凤凰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云南政府签订了“关于发展速生丰产林项目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整个项目投资金额为8.6亿美元（约合60亿人民币），将在临沧、德宏、大理等地发展速生林项目。据说这是第16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第一大单”。而且，“这个项目总的投资金额在60亿元人民币左右，实际的投资会比这个多。”

图片说明：曾经的女首富张茵让无数政府为之倾倒，让无数的环境为之折腰。

6月2日晚上，云南省长秦光荣在昆明会见了香港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一行，并就有关合作项目与张茵进行了会谈。与云南省政府经过近一年的“恋爱”之后，张茵与中国生物多样性最关键的省份正式步入结婚殿堂，这婚姻的60亿元彩礼如果全部到位，必将破坏云南的生物多样性，破坏云南的景观多样性，破坏云南的文化多样性，破坏云南的长寿多样性，破坏云南的致富多样性，破坏云南的言论多样性。

这60亿元的“彩礼”如何真的成功交接，不知道云南还有没有可能让人多活20年。实际上，刘名中本来就是在说虚妄之话，云南早已不可能让人多活20年。一个地方要让人多活20年，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与自然要和谐，二是人与人要和谐。云南目前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0%，而衡量森林质量最重要的指标天然林的覆盖率，正随着橡胶、桉树、小桐子、思茅松、香蕉等等农业经济纯林和工业经济纯林的大肆侵占，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可能性，早已丧失；而云南近几十年来，不停地遭受各种欺骗和侮辱、专制与掠夺、压抑与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可能那么和谐。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多活20年，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复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强壮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通过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改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是通过提高生物多样性，以改良文化多样性。

图片说明：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云南实际上种了600万亩的橡胶，却谎称只种了300万亩。云南的热带雨林已经消失。

张茵所控制的“玖龙纸业”，前不久被一份调查报告称之为“血汗工厂”，被视为“港企之耻”。而源于这家企业的这8亿多美元，折合60亿人民币的投资，投放到云南，大概也会跟着把云南的生态变成血汗之地。它必然恶化云南的生态，恶化文化多样性，制造自然灾难的同时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灾难，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与生态的双赢”，不可能“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存”。

换句话说，张茵正在步金光集团APP的后尘，拾人之牙慧，嚼人之唾余，钻营于全国人民都鄙视为“生态杀手”的人工纯林制造业。人工纯林尤其是为了造纸而种植的人工纯林，就是绿色沙漠，就是砍了树再种树，就是蓄意破坏生态。这种与政府巨头签订一纸协议就低价租用土地的方式，这种把农民视为敌人、视为不可信之人，把依靠土地生存的人隔离出其土地之外的“投资”，不仅不可能让农民得到应有的收益，而且必将制造无穷的环境灾难。最终，这些灾难得让农民来负担，得让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负担。这一点，在西双版纳当前的橡胶狂潮的生态影响后果中，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自然有人要问了，不管张茵的钱来历如何，这个全国政协委员显然已经算得上是是功成名就的人。她过去的“金桶”，据说有一大半是靠废纸再造而熔铸出来的。而再生纸产业，是最容易套上“环保”之箍圈、戴上“绿色”勋章的，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张茵有那么一点点热爱环保，更愿意用个人生命及企业生命的全部力量，投身伟大的中国环保事业。

图片说明：这是金光集团在海南自然保护区内种植桉树的方式，云南也在同样地种植桉树。

但她企业的剑锋所指之处，其结局显然会与她的理想或者套话相违背。事实早已证明，除非退耕还林、退城还林、退草还林，云南根本没有空隙之地需要种树；而如果要退掉人类高强度干预的各个行为方式，把土地还给自然，以云南的光热、降水和地质条件，能够长树的地方自己就会长出极好的天然生态系统，无法长树的地方也能够“长”出极好的天然生态系统，只要人类不加干预。张茵要想在云南的土地上发展“林浆纸产业”，要想让云南为其提供木浆造纸原料，必然要侵占原有的天然林地空间，把生态效益最高的杂木砍掉，种上经济效益最多维持几十年的纯木。换句话说，就是要不断地侵犯云南的各类残存的天然林，甚至是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天然林。

说到天然林地或者说天然生态系统，各个省份的领导人、各个地方搬出来的生态专家、林业专家，都在用心极其险恶地玩弄一个词汇，这个词叫“宜林荒山”。其实不管你走到哪里去看，如果用生态保护的眼光来看，中国根本不存在宜林荒山。所有的“宜林荒山”，都是自然恢复能力极强的地方，所有的宜林荒山都是人类因为破坏能力尚受某种限制而一时没有替换为人工纯林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已经非常稀罕了，只需要略加保护，就能够在一个人生命可见的时间段内，看到其复壮为上好的天然生态系统。因此，如果云南再打出什么“宜林荒山”的概念，不用问，一定是给破坏天然生态系统提供伪证。这个伪证的制造者，一定是云南的林业部门甚至是国家林业部门。但这个伪证的原动力，当然是像张茵和她的“凤凰林业”这样的缺乏基本“生态廉耻”的资本或者企业。

图片说明：橡胶潮流、桉树潮流没有过去，小桐子（膏桐）潮流又汹涌而至。这个被称为“绿色油田”的“生物质能”，其实仍旧是云南的生态杀手，因为其种植的方法仍旧是大面积地毁林“开荒”后，成万亩十万亩地种植。

有人不相信我的话，他们坚信我们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是负责任的企业，因此他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定会重视生态保护，一定有能力保护生态环境。有人也相信，这十来年间，云南在经过怒江水电开发事件、金光集团事件、小桐子事件、香格里拉旅游开发事件、矿产开发事件等诸多引发重大社会争议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显著矛盾的事件的高强度教育之后，多少会学到一点经验，多少体会到了生态的价值，多少会重视一下生态保护。而进入2008年以来，云南又出台了“七彩云南保护项目”，信誓旦旦地承诺要开展七大工程，强化云南的生态保护；指天划地地夸口说要把自然保护区的面积由8%提高到13%。搞得当地有些环保学者天真地相信，“云南生态保护的春天”已经到来。

可就是在这些学者的欢呼声还没有落地——甚至还没有酝酿的时候，“纸业大王”张茵就踏入金光集团的仍旧火硝弥漫的战壕，对云南生态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结局又一次惊人地相似：云南的生态，又一次沦为经济发展的俘虏；云南的生态学者，又一次沦为不敢出声的“蒙面专家”；云南的本地农民，又一次沦为外来资本掠夺的对象。

金光集团本来是要在云南种植2200万亩以上的桉树的，后来多少有些惭愧，多少遭遇了一些困难和非议，据说是已经于2007年退出云南了。他们并没有放弃中国这块极好、易上当的肥肉，迅速地阵地推进到了广西、湖北、海南、湖南、广东、福建、河南、山东等地，中国的每一个省区都设立了“野战指挥部”和“攻心阴谋部”，变本加厉地以更隐秘、更甜蜜、更慈善的方式替换着当地的生态。

有人相信，张茵控制的玖龙纸业就是要到云南接金光集团裂纹遍身的这只烫手大盘子的。经济研究专家一直辩论不休，无法搞清是先有了嫖客还是先有了娼妓。同样，我们这里也无法搞清到底是张茵想到云南“占山为王”，还是云南想把自己的发展包袱“转让”给张茵。但反正不管怎么样，云南又一次违背了自己了诺言，把保护“七彩云南”的理想，转嫁到了“林浆纸一体化产业”、绿色油田上面。

图片说明：桉树育苗方式和小桐子的育苗方式一样，都是采用克隆、组培和快速繁育。工业化的增植方式能够让他们迅速占领所有的地方。

说到底是因为生物多样性是不可预测的资源，导致云南省一次又一次抛弃这些重要的价值，转而谋求纤维、谋求橡胶、谋求密度极低的能源，谋求连片种植必然造成水土流失的各种经济作物。说到底是云南对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丧失了信心，导致一次次地与虚幻的、内幕重重、陷阱重重的外来资本联姻，一次次出卖自己的贞节与良知。

生物多样性价值不可预测，大体有两个原因，一是其经济效益不可预测，你不知道你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中有哪一样在未来能够造福于当地的经济数据；二是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无目的的属性不可预测，你搞不清生物多样性丧失了，人类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受影响，在“人类中心主义”猖獗的时代，人们根本不想去预测自然界多少尊严，于是，也就以为可以随意践踏自然界的尊严，同时顺便践踏一下农民的尊严。

                                                         (2008.6.16)

冯永锋

人类在自然环境身上作恶而催化、诱发的灾难中，环境污染是容易被人们关注到的，责任也容易追究到“人类行为方式不当”上，但是自然生态的破坏，所导致的“自然灾难”，有时候人们就不太容易推理到人类行为方式不当上了。这几天，当珠江流域、闽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们开始奋力抗洪救灾的时候，这些“森林覆盖率”在中国算非常高——多半超过50%——的地方，人们更不会把洪水与森林的破坏直接相关起来。

照片说明：海口这条路原来各种天然树长势良好。可林业局为了配合金光集团的“阉割”政策，找出理由，想出办法，将其鉴定为枯树、死树，全部砍掉。

然而洪水真正的原因就是天然林的被替换。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强调“替换”这个词。按照国家林业局的统计，中国森林覆盖率年年都在上升；各省报出来的数字，更是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甚至好几个百分点，但我个人一直怀疑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是在下降的。如果这个怀疑容易被反驳，那么第二个怀疑是一定能站得住脚的：中国的天然林，一直在被持续地替换，被替换后的成就，就换来了中国森林覆盖率的上升。人们把单一的纯树，种在原先长势更加良好的天然林、“杂木林”甚至原始次生林的领地上的时候，人们可能没有想过，这样带来三种巨大的恶果：一是生物多样性由丰富走向单一，植物多样性受损带来动物多样性的崩溃；二是水土保持能力严重弱化，树木的抓地力下降，泥石流暴发；三是碳汇能力严重弱化，“种树”不一定等于吸收二氧化碳。

如果再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那么可以这么说，中国南方洪水暴发，与中国的天然树木、天然生态系统被“阉割”有极大的关系。阉割就是变性，就是无性化，就是破坏其本身的繁衍能力，就是阻断其生命的本然特征。我刚刚出版的《没有大树的国家》其实也是想说清一个道理：当一个国家没有足量面积的天然林或者说天然生态系统或者说荒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生态保护能力是无法被证明和支撑的。当天然林里没有足够量的大树、老树的时候，生态系统的“智慧”和可持续性也是被割断了的。

当前，中国南方的各个省份，每天都在毫无惧意、满怀豪情地手持刀斧和火把，把眼中能见到的每一棵树木都阉割了事。广西据说准备种植数千万亩的桉树；广东的雷州半岛已经纯林化；近三十年来，福建几乎所有的天然林都被阉割成了果树林、毛竹林、桉树林、杉树林、松树林；海南在种了600万亩的橡胶林、350万亩的桉树林之后，又准备大量开垦“宜林荒山”，种植芒果、菠萝、香蕉等热带果品；而云南就更是天天生活在人工纯林的美梦之中，在把2200万多亩的土地试图租给金光集团种桉树受阻之后，又开始借着“可再生能源”的幌子，成百万亩地种植“绿色油田”小桐子——而如果从能源增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生物质能未必是“绿色能源”，其种植的过程，更是对生态最粗暴的阉割。云南的西双版纳，本来就已经种植了六百万亩的橡胶，这几年又开始疯狂地要扩种。前不久，云南又与中国女首富张茵，签署了一台马力更大的阉割发动机：6月6日，张茵私人投资的香港凤凰林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云南省政府签订了一项“关于发展速生丰产林项目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整个项目投资金额为8.6亿美元（约合60亿人民币），将在临沧、德宏、大理等地发展速生林项目。

阉割之后，树木就纯了；森林就成了经济作物了；人类的木材需求、农民的增收可能、商人的暴利增长点、国家的GDP出路，似乎就都有了依靠。可是，森林的生态功能，水土保持功能，就完全丧失了；中国的今后，抗洪救灾的任务将一年比一年艰巨。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也将一年比一年艰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将一年比一年悲惨。

显然，马上会有人来质问我：你有什么证据？那么我说，我的证据是太多了。河流的水量变化，与流域内森林的质量是极度相关的。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森林质量”这个词，这个词在中国很少有人使用，或者说，只有王战、徐化成、沈孝辉等一些有良心的林业工作者还敢使用。因为中国的林业部门，一向只谈“造林成果”，谈森林覆盖率，谈林业投资额，谈中国林业工人的困境，而不愿意谈森林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因为这是他们不敢面对的问题。他们心里很清楚，中国几十年来，不管是砍树还是种树，不管是全民种树还是林业部门主持的造林工程，几乎都是在阉割中国的自然生态，让中国的森林，一天天变纯，变得忠实可靠，变成人类的经济链条中的一环。

两个月前，我碰到广西桂林市的一位“市长助理”，他忧虑地谈到漓江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冬天有时候会出现断流、枯河，而夏天则水量超常地大。市里派专家琢磨了许久，找不出原因何在。其实如果用“森林质量”的眼光来看，用“生态阉割”的道理来辨晰，一下就清楚了。我建议他去考察一下漓江两岸的森林近年来是不是出现了严重纯化的趋势，许多山，是不是都成了“帽儿山”——也就是山顶才有那么一小撮天然林，其他的地方——尽管是喀斯特地形——也都被悄然地替换、阉割为人工纯林了，要么是果树林之类，要么是桉树林之类。

一条河流是否健康，有一个标尺，就是看它冬夏间的“涨落比”，也就是看洪水期与枯水期的水量比。如果二者的比例悬殊，那么就证明流域内的森林质量严重不足；如果二者的比例还差强人意，那么也能作为森林质量尚可的理由。因为一片质量好的森林——或者说符合要求的天然林，会像海绵一样，当雨水量大的时候，把水吸蓄在自己的体内，当天上没有雨水的时候，就会缓缓在释出。自然而然地，森林就在雨季减缓了洪水，在旱季增持了河道的径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森林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最佳天然水库，最应该建设的“高库大坝”。中国如果稍微懂得点自然保护危机的人，都会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加大力度保护中国的天然林不再被替换的伤害。如果是为了保护生态，我们不应该种树，而让各个区域自然恢复；如果是为了平衡年度的水量不均，也不要修水库，只需要让天然森林不被阉割，让天然生态系统不被侵犯，就很好了。

因为，与其花极大的代价去事后抗洪，不如花更小的代价去避免森林被阉割，去防范天然水库被人为地降低“坝高”和库容量。          （2008.6.16）

冯永锋

    2008年5月15日，奥运圣火结束在井冈山的传递。而同时，我接到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三张吞吃井冈山的嘴，仍旧在持续地吞咽。为此，我把新近发表在《没有大树的国家》一书中的一章，选择一部分登载在这里，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环境保护时代的井冈山，如何开展它的斗争。2008年6月11日，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再次传来糟糕的消息，我稿件中写到的那一张张“私欲之嘴”，正纠集一股股邪恶势力，开始疯狂地进行反扑，多路“围剿”各个忠诚的环境保护战士，大有要把我文章中提到的每一个优秀人物都消灭于井冈山上的意思。我只是一个远在北京的记者，对当地发生的事件，虽然没有太多的对抗能力，但战斗已经打响，唯一的办法就是跳进阵地，参与其中，为正义的力量鼓与呼。因此，我把本来已经撤下来的这篇文字，重新贴了上来。 

（小题）红色旅游是第一张大嘴：它很有可能吃掉“绿色保护”

很多人都去过井冈山，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井冈山旅游区与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度重叠。旅游区有90%以上的面积，都是在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

因为这个原因，“红色旅游”与“绿色保护”之间的冲突一天比一天剧烈。当前的态势看，红色旅游的发展势头，显然压倒了绿色保护。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81年，总面积43万亩，保护区内有中国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科研潜力无穷。1999年，井冈山自然保护区还是“省级”，考虑到管理方便，江西省将其下放到同样为县级单位的井冈山市管理。

这么一下放，各种私欲的追逐力很容易就侵犯了保护的防线，偷猎的人、偷药材的人，在琢磨它，希望从中得点蝇头小利；开发旅游的人，在琢磨它，希望给当地经济添色壮胆；甚至调到保护区当党委书记的人，也在琢磨利用它的公共资源，来满足个人私欲。

“再这样下去，井冈山保护区将崩溃，而井冈山的旅游开发也将缺乏绿色屏障，井冈山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将受到摧残。”有一天，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陈春泉这样一再对我说。

当时，陈春泉刚从上海看病回来，身体查出了不少问题。可他担忧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的处境，本来请半个月的病假，只用了不到8天，就着急要赶回山。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井冈山旅游开发有一种过度膨胀的冲动，红色旅游冲击着绿色保护。

    应当说，井冈山市旅游发展不错，2005年、2006年旅游门票收入在1亿元左右，旅游总收入在15亿元左右。2007年门票收入也超过1亿元，旅游总收入超过20亿元。但是，这些收入仍旧不足以抵消井冈山市的支出，井冈山仍旧需要国家财政大力的扶持。

    陈春泉担忧地指出，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在划归井冈山市管理的近10年内，井冈山保护区没有从井冈山市得到一分钱的保护经费；就连最重要的防火经费，也给得微乎其微。现在的井冈山市，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发展旅游上，把保护视为发展的绊脚石；茨坪镇大量破山毁林，建设宾馆和招待所；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经常被要求“无条件支持开发”，不是修公路，就是建景点；保护区的日常巡查工作经常遇到以“招商引资”为理由的推脱和阻碍；井冈山的主要旅游品市场“天街”内，十几家销售野生动物的餐馆在大肆叫卖野生的蛇、水鹿、龟、蛙、穿山甲等；根雕店里，红豆杉、樟树制品屡屡可见。

井冈山保护区还经常收到市里摊派下来的“招商引资”“招会引客”任务。在采访时，正好遇上保护区给茨坪林场下发一份“任务分解通知书”，市里要求保护区2007年要“招会引客”1500人次；管理局没办法，只好把任务层层分解，除了局机关各单位之外，下属六个林场每个林场分到120人次。

陈春泉等人也不是不通情理，前几年，要辟开保护区，修泰井高速，陈春泉当面向副省长顶撞，后来，泰井高速修改了方案，陈春泉也就同意了。由于他的顶撞，公路修建方也作了妥协，为了保护一棵玉兰，多花了60万元；为了保护一棵红豆杉，多花了20万元。现在的这条路，对保护区的破坏，降到了最小。

后来市里又要穿过保护区，修井遂公路。自然保护区一直不同意。不同意当地政府也上马了，保护区至今无可奈何。有些领导为了方便开发，甚至提出非份要求，要求保护区改变原先的规划，争取把核心区位置给“挪一挪”“压一压”，这一次，保护区也不得不同意了，帮助给国家环保总局打报告，要求调整保护区的功能区划。2008年2月，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河西垅核心区一部分地方，被调整成了可开发的区域，以便某个大公司修建渡假酒店。

井冈山市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不想着激发本地民力，不想着扶持本地智慧，老觉得本地财力弱、能力差，成天到处“招商引资”。招来了一个开发商，要开发保护区核心区河西垅背面缓冲区的笔架山，要在那修悬空栈道。看到接近一个亿的巨额投资，看到能够给当地解决不少劳动力，看到开发商整体还是文明施工，陈春泉咬了咬牙，亲自到省林业厅帮助申报。但是一旦看到开发商有任何违约反诺的行为，陈春泉所领导的自然保护区，马上出来制止。

有些有识之士认为，面对这种激烈的“竞争”趋势，假如把井冈山自然保护区收归江西省林业厅直管，也许抵抗、对冲、谈判的力度，就会大一些。

    “江西省一共有六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他5个都已收归省林业厅统管，只有井冈山没有回归。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也为了更可持续的开发，我们觉得，把井冈山保护区收归为省林业厅直接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样，我们的许多保护和科研经费，就可以直接拨给他们。”江西省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副局长吴英豪这样对我说。

江西省林业厅副厅长龙远飞说：“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是县级建制，井冈山市是县级市，双方级别相同，这样管理起来，显然会引发许多矛盾。井冈山市要发展经济，而保护区要强化保护。这不仅给保护区增加保护的困难，其实也会给井冈山市增加财政负担。”

陈春泉说，“井冈山自然保护区要想做好，一年有个600万元，也就能够运行了。其实我们要求很简单，与旅游开发那边的关系，能够像庐山自然保护区那样就行，庐山旅游开发方面,每年给自然保护区补贴60万元呢。”

因此，“归谁管理不算太重要，但必须保证能让开发与保护严格分开，让保护区有足够的独立性；二是开发必须对保护进行反哺；三是强化保护区的科研力量。”

（小题）“个人私欲”是第二张大嘴：它要吃掉刚刚起步的保护精神

如何抵挡旅游开发的冲击，井冈山保护区尚未找到合适的方法。就在保护区的几千名员工在为保护区的生存而挣扎的时候，2006年以来，由于干部任用不当，本来就微弱的力量又有可能被内部瓦解。这一次，瓦解的力量源自人类常见的个人私欲。

2006年6月份，刚刚成立不久的副地级机构“井冈山管理局”，任命一位副局长兼任保护区管理局的党委书记。此人到保护区上班的时间不长。可有人担心，此人很可能成为保护区的最重要的瓦解力量。

此人的第一件事，是夺权，他是党委书记，按照党的分工，主要负责党务工作。自然保护区的法人代表，是陈春泉，因此，财务权、人事权、业务权，主要由陈春泉来负责。而此人在第一次大会上，就提出八条措施，要求陈春泉以后开“局长办公会”，需要征得他的同意。

此人有许多“朋友”，动不动十几号人一起聚到饭店里吃饭，“饭还没有吃，常常是每人先领一条高级烟”；吃完饭后，一千多元、几千元的发票，拿到保护区要求报销。陈春泉认为要适可而止，因为业务而发生的招待，自然可以出账，而如果是个人的宴席，报销就不合理了。保护区的经费如此紧张，做科研，做业务，常常因为没有钱而举步维艰，此时再把大把的钱拿去吃掉，很是可惜。因为抽烟的事，因为吃饭的事，此人时常与陈春泉发生明里暗里的冲突。

茨坪林场管理的范围包括井冈山市政府所在地茨坪镇周围，2007年初，茨坪林场争取到了几栋楼的职工安置房建设。在建设合同已经签订的时候，此人要求林场场长黄新华把建设项目转包给他带来的某个人。黄新华没有办法，只好把其中一座楼转给了此人。结果，这个没有任何建设资质的个人，把建设项目再转包给另外一个有资质的工程队，从中得到了10万元的“好处费”。长古岭林场有部分区域不在保护区，因此每年能够砍伐2000立方米左右木材来给员工发工资。此人要求林场场长许小平把木材的经营权全部交给他的哥哥经营，许没有办法，只好给了此人的哥哥每年500立方米指标。大井林场可以经营毛竹权，林场场长郭文才被逼无奈，被此人要走了不少指标，这些指标转给其哥哥来经营。2008年，此人的哥哥可能又从保护区那要走了2000立方米的指标，每立方米预计可挣200元以上。

陈春泉多方争取到的保护区管理局新办公用房，同时准备建设一个专家招待所，以方便来管理局交流的各方专家学者，同时招待所经营起来后，也可能为管理局顺便谋点利润。本来管理局已经与某个开发商谈妥，开发商带资进入，经营开始后每年给管理局交纳55万元的租金，此后每年再递增10%。而此人要求将此楼承包给他的一个朋友，价格是每年30万元，而且一租就是10年。陈坚决不同意，于是此人就到处指使人到江西省林业厅、井冈山管理局诬告陈春泉。

由于是党委书记，此人有干部的任用权，因此，他以考核干部的名义，对管理局的干部进行恫吓。他经常对局长助理、科级干部曾以平说：“现在，副处级干部是由管理局来决定的，你得考虑考虑怎么办了。”六个林场在垦殖场时代，一直就是科级，因此，各林场下属的“股级干部”，过去一直是由林场管理层来任命；此人到任后，要求林场所有的“股级干部”，也都要由他来任命。有人认为，此人这种揽权和集权的行为，很像那些喜欢“买官卖官”的官吏们常犯的行为。

陈春泉是笔者见过的最优秀的保护区干部，江西省林业厅、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局相关负责人对他都赞美有加；江西的其他保护区负责人对他也相当敬佩。他热爱保护事业，大公无私，所出台的措施、规划对保护区有起死回生之妙，称他为“井冈山的绿色保护神”，一点也不过份。他主持工作前，保护区有几百万元的债务，如今，只有账面上只有几十万元的债务；管理局和各个林场的业务用车，也通过各种项目经费的努力申请，努力替换了一遍。他主持工作前，保护区人力涣散，各打算盘，他上任后，保护区的心力正在凝聚，保护区开始想干正业，也知道怎么干正业。保护区的干部职工都这样夸他：“做业务，他绝对是一把好手；被迫与人窝里斗，他则很可能技不如人。”如果按照他的思路经营上五年，井冈山的保护事业会有很大的起色。然而，由于他刚正不阿，不肯满足某人的个人私欲，某人处处想找理由把他清除出保护区管理局，以实现个人的专权和独裁。

从我开始采访井冈山，到2008年井冈山自然保护区遭遇特大雪灾之后，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直处在高度混乱中。一会儿有人制造“传说”，宣称陈春泉已经被调到井冈山管理局当调研员，不再担任井冈山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每隔几分钟，陈春泉就会接到关心他的人来询问真相的电话。有人又对茨坪林场场长黄新华说：“第二天就有人来接你的班”；黄新华不得不到处求证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有人又听到风声，就只要给某人送几万元，就可以当林场的副场，再送几万元，就可以当场长。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搞得保护区管理局四分五裂、人心惶惶，刚刚被陈春泉凝聚起来的士气，正逐步滑坡、瓦解。有人说，如果任这样的人主持工作下去，井冈山自然保护区本身将很快“灭绝”，井冈山保护区的干部职工士气将再一次没落和失散。

自然保护本来就是一项坚定的事业，容不得并点迟疑和偏颇，而中国的发展经济的时候，经常不肯在自然保护方面投入精力。自然保护是人类的一项伟大事业，任何个人的私欲都会对它形成冲击和迫害，而井冈山管理局当前的形势，让人十分的焦心。

在内外交困的时候，井冈山环保斗争，会朝什么地方发展？

（小题）红色游客带来第三张巨嘴：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吃野生动物

井冈山一直在高调宣传“红绿并举”“以红带绿，以绿促红”，但急急于在金钱上台阶的井冈山，像全国所有地方一样，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时期”。这时候的革命对象，是自然界，一方要努力通过压迫、迫害自然界以获得经济发展，而另一方，却想帮助自然界缓解这种压力，同时适当地妥协，以寻找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一场表面上无声无色，无烟无火，实际上比当年的斗争更加惨烈，更加惊心动魄的环保斗争，在几年前，就在井冈山明确地展开了。到今天，这斗争，似乎升级到僵持的阶段。保护的力量稍有松懈，马上就全盘皆输，保护区所有生灵，所有生态，都可能迅速崩溃。

因为红色游客的贪嘴，井冈山周边正在形成一个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网络，终端主要是井冈山的各个饭桌。因为某人的个人私欲，井冈山自然保护区有可能被从内部施了阉割术，从此丧失保护的元气。

这时候，保护区的干部，多么像无辜的珍稀野生动植物。他们甚至无法保护自己，又有什么能力保护家小和神圣的“祖传基因”？

一直试图有所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的陈春泉，如果真的被人告倒、调走，抱憾离开，那么井冈山还有谁敢为绿色说话？井冈山的绿色守护神，如何培养起来？

近年来，由于井冈山的红色旅游发展非常快，游客无遮拦的嘴带动井冈山发展出一个新型的产业——野生动物捕杀销售业。有些人担心，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由周边向井冈山笼聚的一个地下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网络。

因此，我到井冈山，不仅是想了解自然保护区面临的问题，还想同时了解野生动物消费的问题。

茨坪镇是到井冈山旅游者必然要经停的集散中心。近年来，这里发展出了一个名叫“天街”的游客消费品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有一条专门提供餐饮服务的街。几乎每一家店的门口，都摆着几个锈迹斑斑的铁笼子。里面，关押着野鸡、竹鼠、野猪、“山熊”——猪獾或者狗獾；旁边的塑料大盆里，匍匐着一两只陆龟、几只野生甲鱼，一些野生的鱼类；网兜里，则一定有好几种青蛙在那等候“鲜活点杀”——他们中有的是野生的，有的是养殖的。

更多的秘密藏在店面里。为了获得更真实的情况，我假装“明天”要宴请两桌客人，想看看各家的野味货色。十几家看下来，发现店家大体都能够卖黄麂、水鹿、娃娃鱼、穿山甲、蛇，有些家还承诺能够卖猫头鹰，把猫头鹰和蛇一块做成汤，叫“龙凤汤”。

顾客主要是谁？井冈山一年大概有二百万的游客，这些游客大体都为“红色旅游”组团而来。有一个店家描述：“昨天有两桌广东的客人，吃了三只猫头鹰，三条蛇”；另外一个店家声称：“什么人都有，但肯定是有钱有权的，要不就是有人请客。”茨坪镇这两年旅游业迅猛发展，为了“招商引资”，保护外商的积极性，林业部门的人不被允许到某些重要的饭店去检查野生动物的销售情况。

店家的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少量店家有备货，一般在顾客明确点了菜谱之后，马上打电话到某个野生动物经销商那要货。我试图设法接近、采访一位野生动物经销商，但一直没有成功。

由于有些顾客不认识野生动物，因此，有些店家也可能拿假的来冒充，比如可能拿原鲵来冒充大鲵（娃娃鱼）；比如有可能拿小牛肉来冒充一切肉——只需要在着料上下点工夫，一般人吃不出来。

另外，游客的脚也可能在“吃”当地的野生动植物，因为，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井冈山旅游区开发出来的二十几个景点，重合率达93%以上，完全可以说，井冈山的旅游活动，几乎都在保护区的范围内进行。

有意思的是，按道理应当归江西省林业厅直接管理的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然一直归井冈山管理局管理。井冈山市管辖范围的野生动物保护，过去一度归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