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

    北京终于开始承认，填埋和焚烧不是解决垃圾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前端垃圾分类和后端的综合利用。

    很多人怀念农村时代，或者说农业经济时代，那时候，垃圾不需要分类，因为所有的垃圾都可以“回收”，被猪、狗、鸡，也被青草、土地与流水。然而现在是快速的城市化时代，是快速的工业化时代，使用过的物品，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解；使用过的物品，瘦弱的自然界无法消纳。

    于是，想出的第一个办法，是找个大坑，把垃圾集中埋在一起，这种做法，叫“卫生填埋”。从1994年以来，北京陆续建了十多个这样的大坑，从近郊，一直填到远郊。全国各地大城市们，也同样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大坑，来掩埋城市人每天生产废物。

    十多年后，垃圾坑们要被填满了，后来的垃圾们担心自己无坑可去；垃圾坑周围出现了大量的高楼，新搬来的居民们难以忍受这复杂的味道。于是，中国的城市，面临着垃圾陆战队持续发起的进攻。

    其实垃圾部队还有一大支，我将它称之为“垃圾海战队”。中国人习惯于垃圾扔到低洼处，于是河流、湖泊、坑塘，就成了垃圾部队们最好的集训场。雨水一到，这些垃圾部队就顺流而下，从小溪汇到大河，从大江注入大海。于是，大海之上，出现了世界第八大洲；于是，河流体内，融解着无数垃圾的毒素。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新建一支庞大的“垃圾空军”，也就是把垃圾扔到大大小小的炉子里，浇上汽油，拌上煤，吹上天然气，充分或者不充分地焚烧后，化解为一般人类肉眼都看不到的烟雾和粉尘，化解为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恶英等，潜伏在空中，随时准备对人类发起全面的进攻。

    其实这些办法都像平原上修的城墙那样，是存心恭候着“被动挨打”，是长期消极对待垃圾部队所引发的必然命运；在长期的忽视之后，面对汹涌而至的士兵，及士兵身体散发出来的恶臭，城市垃圾管理者们，无论想出什么样的办法去应对，总究是防不胜防、捉襟见肘，难以让公众安宁，也难以让垃圾部队们驯服。

    办法其实古已有之，兵法曾经说过，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负隅顽抗、越包围越团结的死敌，唯一的办法是引敌出洞，“分而击之”。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寻找当年的辉煌，会发现，其实北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最先进的城市，早在五十多年前，北京几乎所有的街巷都布置了“废品回收站”，不用说旧衣服、酱油瓶什么的，就连牙膏皮都有人回收。可惜，北京原有的废品回收体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慢慢地萎缩了，这给垃圾部队们趁虚而入提供了机会。

    这边的萎缩换来的是民间自发武装消灭垃圾的战斗力迅猛增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无比热络，他们大量消解北京废品的同时，也给中国的民营经济尤其是个体户经济注入了无穷的想象力。只是可惜，他们一直被垃圾管理者视为竞争对手，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不是遭受盘剥，就是遭受打压。中国对抗垃圾能力最强大的民间武装，一直得不到建立集团军的机会。

    而垃圾部队由于长时间的养精蓄锐，部队变得无比的强大，几乎所有人类的废弃物都从了军入了伍。它们的身体里卧虎藏龙，无所不有。当所有的资源混杂在一起，资源的可利用率就严重降低，伤害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将其分化开来，孤立开来。

    所有的战场战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增加盟友，减少敌人”。在北京这个超级大城内，那一大批天天要么在小区门口张望，要么就到垃圾坑里耕耘的来自中华大地上的农民们，他们是最好的瓦解垃圾势力的生力军，他们的存在给北京的垃圾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战术出路：对混杂的垃圾实行分而治之——把各个社区的垃圾，委托给这支部队进行分门别类的治理。

    当然，北京市的垃圾管理部门，要做两件事，一是给这些人正名，着正装，配番号，以让其名正言顺，坦荡积极。二是不仅把所有利益让给这些人，而且还要给这支部队以足够的津贴，让其保证独立“经营权”的同时，能负担起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不要强迫其成立公司，更不应当要求其挂靠到某个公司名下使其血汗被盘剥，但可以鼓励其成立协会，激发其自我规范、自我前进的能力。

    对垃圾最熟悉、最热烈的垃圾分类部队们都分散到各个小区去了，小区居民很自然地就会发动起来，他们需要做的事是在家里把“干垃圾”与“湿垃圾”分开，把油污之物与纸张塑料玻璃金属分开，把有机物与无机物分开，然后一一交纳给垃圾分类部队们接收回营。居民在家里分得越细，分类部队越容易对垃圾实现控制和管理，越容易让垃圾成为有用之物。这样，随着一个个“零排放”社区的出现，垃圾的海陆空部队才可能化伤害力为生产力，才可能“变废为宝”，化害为利。

    还有一个做法要改变。过去，塑料是被当成单独一个大类要求被分离的，但不知为何。在当前北京的垃圾分类规则中，把塑料放到了“可回收物”系列中，混杂着回收，没有把塑料单独地列出来。实际上，在当前的城市垃圾中，塑料和纸张是被混杂、污染得最严重的，为了让垃圾分类部队把垃圾治理得更加的顺从，最好是出台明确的军令，把塑料重新作为一大类，要求居民分出来，让垃圾分类部队们收走——哪怕价格一时比较低廉，找个地方集中储藏，也比零散地躲藏在油污之物、残瓜剩果中，来得好。（2009.6.9）

受此启发，写下一小稿：

环保“暂停风暴”需公众撑腰

 冯永锋

这两年，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一谈到水，就喜欢谈“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他讲这话的时候，更多的是指污染防治；但像我这种只配在台下听讲的人，脑子里却浪花飞溅，想的是在“空水时代”，中国有哪条河流还可能“过上河流过的日子”。同样在中国，有许多人根本过不上人过的日子。

研究森林的人知道，每分每秒中国都有大量天然林消亡，大量的森林在破碎；中国的森林几十年来被各种力量持续地被替换为人工纯林，替换为工业经济林和农业经济林，中国的森林已经成为空林，森林生态系统已经崩溃。研究水的人也清楚，中国的水也成了“空水”，水生生态系统比森林更早崩溃。进入2000年以后，污染水的各种“源头”不见衰减，伤害水的新方法越来越多。把鱼赶尽杀绝的网捕、电捕、毒杀方式刚刚普及过一轮，挖沙采石淘金的浪潮又汹涌而至；认定水运最为经济的人正为长江尚未成中国的“黄金水道”而烦恼，千方百计地要说服决策者给长江的航运扩容，水电建设大军已经奇兵突至，迅速把中国所有河流全都设兵驻守，分段开发，“一滴水都不放过，一毫米的落差都不浪费”，因为“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

于是中国河流的苦日子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来到了。2000年以前，他们盼望着盼望着，以为随着国家污染治理政策的出台，水流蒙受的冤屈总有昭雪的一日，污水总有被治成清水的那一时，臭水有望成为香水，丑水有望成为美水，恶水有望成为良水，河流总有找回生命尊严的那一刻。哪里想到，即使2000年后全中国一滴污水都不排放，河流们的生命也已经到了尽头。

如果我们把水比喻为一个生命体——其实水就是一个生命体，像阳光那样，像石头那样，像风那样，那雨水那样，像泥土那样，像草木鸟兽虫鱼那样——往水里扔垃圾、排污浊的行为，只是对水体的一种毒害，就像让一个人吃下他不想吃的毒药一样；而建水电站、修高库大坝，则像把水的血管一段一段地打上结，能堵死的全堵死，不肯膨胀的要让其使劲的撑胀；同时拿刀在水的身体上一段一段划割、裁切。强迫水往它不想流的山洞里流，强迫水在它不愿意停顿的地方停顿。

结果，就是中国的水全都改了物性，全都不再是水了，全都成了“油”，因为水都像油用来燃烧一样，用来发电了；全都成了“火”，因为水都成了电，电是能量，就是熊熊燃烧在全国各地的欲望之火。河流也从此不再是河流，成为水库的连续剧，成了水的陈尸场，成了水发臭和腐烂的地方，成了水最不愿意流向之地。

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金沙江中游，不仅仅发生在怒江，不仅仅发生在澜沧江，不仅仅发生在岷江，不仅仅发生在大渡河、雅砻江、嘉陵江，不仅仅发生在钱塘江，不仅仅发生在闽江，不仅仅发生在珠江，不仅仅发生的海河和淮河，而且也要发生在塔里木河，要发生在雅鲁藏布江，要发生在松花江、辽河、鸭绿江、图们江。

因此，当2009年5月，怒江建坝被叫停的消息再次传来，那些对水电的环境伤害保持高度焦虑的人们多少有些高兴；因此，2009年6月11日，当金沙江中游鲁地拉电站被暂停的消息传来，那些对中国水生生态系统命运忧心忡忡的人，也多少有些高兴；然而，他们内心里依旧不敢放松，不只因为金安桥，不只因为虎跳峡，不只因为小沙坝，不只因为小湾，而是因为在中国大地上，水电建设大军仍旧孜孜不倦地向中国的每一寸山河发动总攻。

有时候你真得佩服中国水电开发大军们的勇气和胆量，全中国恐怕很难再找出哪支部队能与这支部队占领山头的能力相比。大概是过去几十年来太受宠爱了，以至于水电开发项目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会被“环保人士”们给叫停。研究中国水电开发史的人可能都知道，中国水电的几乎所有项目都是未批准先投资、未批准就先移民、未批准就先修好导流洞、未批准就已经随时可以合龙、未批准就已经把发电厂房都安装齐全、未批准就可以发电上网，甚至可以“西电东送”。可能就是因为项目进行得太顺利的缘故，以至于漠视国家法律和公共福利成了一种美德，以至于践踏环境权益和伤害生态系统成了一种才艺，以至于所有进入这个圈套的人，都把任何质疑水电的人，当成“科盲”，当成“阻碍国家建设”的人。

但了解水电开发程序的人也清楚，水电开发项目初期，最踊跃的其实不是水电集团，可能是地方政府，也可能是“水电勘察设计院”，各方紧紧地勾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吃水电饭大联盟”。环保部要有一种厘清事实的能力，把一些不该算到水电集团身上的帐给分离出来。一个地方要开发电站，其实很简单，就看一段江峡是不是足够狭窄——这样建起来方便，淹没处是不是足够宽大——这样拦截的水才可能尽量多；至于地质条件是不是允许，环境价值是不是被毁灭，文化多样性是不是从此被淹没，当地人的权利是不是从此被剥夺，水生生态系统是不是从此被损毁，那些想开发水电的人是从不考虑的。

率先提出要开发某江段水电的人未必是水电集团，也未必是潘家铮这样的大坝院士；更大的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总认为，大型项目是唯一拉动地方经济生长的高头大马，因此，千方百计地设计和制造出一些项目来，是地方政府“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们——日以继夜地琢磨的事情。对于许多人来说，发展经济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建设、开发、拦截、浇铸、冶炼、化工，因此，某个地方要是有段峡谷，地方政府就会赶紧派员去引诱水电集团，这边派出雇佣军，趁着月黑风高，把移民、修路、开山炸石这样的工作通通做好，然后铺上红地毯迎接水电集团正规军的到来。

勘察设计院们也对水电的利益垂涎几尺，他们不肯安份于自身的地质勘察和工程设计的工作，他们自己也想成为水电开发集团，或者至少成为某座大型电站的大股东、大业主，因此，他们也会像地方政府一样，满怀殷勤地“带资进入”、“风险勘探”，把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十拿九稳，把前期投资做得成百上千亿。这样，即使有人想狠下心来否决这个项目，也多半难以阻挡“吃水电饭大联盟”们的引诱和胁迫。是的，重大投资项目是有胁迫能力的，趁有关审批方不备，迅速把木头做成建材，把山修成路，把石头炼成水泥，把大树砍了种上小树，然后再安上保护生态、发展经济、扶贫济困这些美名，拉拉扯拉之间，半推半就之下，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可以得到所有的通关手续，其过程和方法就像一个做尽坏事的歹徒，却被追认、包装为公众必须尊重的信任的时代英雄。

因此，2009年6月11日，当环境保护部传出消息，要求金沙江中游的一些电站因为违背了法律，而必须“暂停建设”、“科学论证”的时候，那些热爱山河的人士，那些为挽救江河生命而奔走的民间代表，他们内心里迅速地会涌上更多的担忧，他们担忧这次风暴又成为一场“过路微风”。从2005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如今环境保护部，刮过了好多场“风暴”，一次次风暴的过程，都是社会对这风暴冷眼评估的过程，因此，风暴的能量属于何种级别，什么样的人对其有过重视，成就在何处，缺陷在哪里，如何改良，如何细化，社会公众早已经心知肚明。

所有的公众都非常清楚，前几轮风暴之所以成效不大甚至沦为笑柄，原因就在于环保部门没有找公众来给自己撑腰，没想到过从公众那赊借些能量。

因此，大家担心的就是“暂停”之后是“快行”，担心的是补办之后的“绿色通道”，担心的是“科学论证”又成了专家们收取新贿赂的理由。因为“科学论证”在中国是一个极其不可靠的词，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会变节，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会变心，几乎所有的公众都会被蒙蔽。而政府手续在中国更是一个极其容易通过的关卡，多少项目很轻松地就跃过了“补办立项通知”、“补办环评报告”的过场，多少项目只是把这补办手续当成一次贿赂政府的新机会。

所有真的想保护中国环境的人都清楚，阻挡生态破坏项目一夜之间建成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公众来审批”，让公众来决策，让公众来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参与社会影响评价，让公众来保护与公众息息相关的身边环境。所有关注环境保护的人也都清楚，中国的环境保护只有一条阳光道，那就是相信公众，依靠公众，让所有的开发智慧都从公众处结晶而来。这中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息彻底的公开，把所有的信息无条件地开放给公众——不仅仅是环境信息的简本，而要全本；不仅仅是评审专家组的统一意见，而要所有参与评审专家的名字和各自意见。公众不是虚无飘渺之体，项目点所在地的人，首先是公众的“核心区”；所有关注项目点环境影响的人，也同样是公众的核心区；中国公众群体内，有大量的公民环保专家和公民环保记者，他们有能力消化任何表面上生涩繁杂的技术问题，他们有能力对所有曲折交错的形势作出富有前瞻性和公正性的决断。

因此，环境保护部叫停这些项目只是完成了一小步的工作，真正的考验在后面的可持续接应能力。其实，如果环境保护部是一个真心想保护中国环境的部门，那么，接下来的工作非常简单：要求这些项目所有环境信息，全都充足地、彻底地通过能够通达到公众的诸多媒体，让公众进行详细的讨论和辨别之后，再决定这些项目的开发队伍，该不该翻身上马，何时重新上马，以什么样的方式上马，上马之后往哪条道路上前进。（2009.6.11）

——对“民间河长”现象的感想

冯永锋

“民间河长”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泛滥。有时候我站在北京的河边，随便问一下两岸的居民，他们连这条河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河如果很脏，是什么让它脏的，也不清楚。每当这时候，我就有一种高兴得过了头的感觉。

只有极少的河流有一些关心的人，只有极少的人可以配得上“河长”的尊号。所谓的关心是需要代价的，你得观察它、调查它、记录它、赞扬它、欣赏它，你得把它的快乐和痛苦全都转化为你个人的快乐和痛苦。更重要的是，你得替它代言，把它的一切喜怒哀乐通通告诉其他人；你得替它主张权益，因为，中国所有的河流都在遭受无边无际的伤害。

“替自然代言”在中国仍旧是很稀罕的事。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有一种苦难感和不安定感，人们的眼睛里一直挣扎着一种欲望，希望过上自主的、纯净的个人生活，希望私生活不被打扰，希望个人命运能够由自己把握，希望自己所在的社区能够健康互动。然而这样的欲望极少得到满足，人们处于不停的被侵扰和被伤害中。因此，当人们们获得一次难得的机会，发现“发展权”居然有可能控制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对自然的疯狂攫取，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在这个时候，用环保主义的思想，去质问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异常惊讶：在发展欲望尚未把社会撑得难受的情况下，在社会普遍处于发展饥渴的状态下，在公众对未来仍旧抱着极度不信任的情况下，你来告诉我环境的重要，你来告诉我河流有它的伦理和它的生命，你来告诉我河流需要“可持续流淌”，是不是有些过度重视了自然权，而忽视了人权？

几千年来的贫困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种社会的“贫困依赖症”，或者说，谈论人的贫困在中国具有极强的社会正确性，任何可能对贫困造成漠视的说法，都会遭受社会猛烈的质疑；任何有可能与人类贫困作对的行为，都有可能遭遇来路正当的讥讽和驳斥。

因此，环境保护实际上就是一个和“人类贫困”博弈的行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下意识地拿贫困来遮掩环境保护的窘境。也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个社会只有足够的富裕才可能定下神来，慢慢地积累保护“他者利益”的智慧和勇气。

有时候问题就落在什么是人类的“贫困”，我想贫困多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上的匮乏；一种是心灵上的不表达——有时候我们心灵并不缺乏爱心和善意，只是我们不表达。

当我们把物质贫困用来作为环境迫害的辩护词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想过“穷人也懂得审美”这个命题，因为有太多的能力，是与物质不相关的，如果按照“富裕才能做环保”的定论，那么所有的画家都得是富人，所有的诗人都得是富人，所有的科学家都得是富人——至少是小康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富裕才能做环保”过度低估了人类身上的“心灵富裕”能力。倒不是说心灵与物质与成反比，但是一个人是否占有物质，与一个人是否生成某些思想，绝对不会成正比。

当我们把心灵贫困作为一个更加易为理解的标准来看待社会行为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得承认两个事实，一是“社会公益共识”是需要时间去积累的；二是即使个人在物质贫困时可能会心灵充实，但这不等于此人富裕后心灵就一定更加的美好。因此，与其说中国缺乏的是物质的积累，不如说中国几千年来缺乏的是心灵美好的持续表达。

社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态系统。它的能量输出恰恰等于能量增长，而不是造成能量损耗。一个社会美好之物表达得越丰盛，越容易激发出更多的美好之物。就像一个社会的足球明星越多，喜欢足球的人会越多；喜欢足球的人越多，球星就越多。因此，当一个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美好能量一直得不到恰当释放的时候，来自于民间自发的力量，有可能就是捅破释放阻隔墙的春笋。

尽管由于天然森林的快速消亡，大量的竹类在消失，但春笋仍旧是随时可让公众看到的自然现象。任何一株春笋，只要它从根茎上发出，就一定会向上生长，此时，不管压在它头顶的是一块巨石，还是新修马路的一大块沥青，都会被它顶出一个缺口。这样的笋长成的竹子可能奇形怪状，但如果你懂得珍视，你一定会最早珍视它们、热爱它们，为它们的生命之路感动。

我是一个坚定的民间主义者，我一向相信所有美好之物一定来自于民间的自发。同时我更加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民间性的草根性，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把谁定义为民间环保人物，而在于我们看所以人都回归“草态”的那一刹那，人们心灵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尊严之美。

许多人喜欢谈论“公民社会”。对我来说，公民社会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所有人都关注公共利益的社会。人类的群体越来越庞大，因此，其公共事务也越来越多；人类群体越来越庞大，其需要处理的“边际事务”事务也越来越急迫。过去，我们认为的公共事务大概只局限与人与人之间，但现在，随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迫，人与河流、人与树木、人与青草、人与空气、人与天鹅和燕子、人与石头、人与阳光——所有这些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公众必须日常关注的公共事务议题。

让一个人去爱他血缘之外的人是相对容易的，让一个人去信任陌生人也是相对容易的，但要让一个人去爱人类之外的“大自然”，去爱长江和江源的冰川，去爱鲨鱼与华南虎，去爱燕鸥和红树林，似乎就多少有些难以着力。

这时候，“民间河长”们的模范作用，似乎就出现了。我们发现，其实所有的人都可以超越个人自私，超越人类自私，成为自然保护者，为河流付出所有精力和智慧，让个体生命价值与河流共涨落。因为，无论是中国的河还是中国的水，都到了无力自救的时候。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替河行道，中国之水将全面死亡。（2009.5.20）

冯永锋

2009年6月3日，几十家媒体聚集在两家民间环保组织的场子里，听他们对中国113个城市环境信息公开能力的考评结果。结果非常简单，如果按照100分为满分，只有4个城市勉强得60分，刚刚及格；所有的城市平均在一起，只能得30分。

这其实不是什么需要为之羞耻的事。因为说起来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才算正式“开通”，说起来环保部门又是所有政府部门中最敢往前冲的，与这个条例同步推出了“环境信息公开试行办法”。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要让所有有环保部门的城市知道要公开环境信息，知道怎么公开环境信息，其实是非常难的事。

一年来，依据我个人极为有限的经历，我也见过一些环保部门甚至根本不知道有“环境信息公开试行办法”，因此，当有些公众依法要求申请公开某些早已应当公开的信息时，他们先是满脸的茫然，接着是满腹的愤怒，最后是满怀的不解：凭什么我们要把本部门的“国家机密”，开放给“环保素质极低”的公众？他们还颇为担心地说：“公众是些散兵游民，他们每个人与环境的相关性是极低的，一个公众向政府提要求，是不是别有用心啊？是不是妄想破坏我们伟大神圣的挣钱事业啊？”

绝大多数环保部门倒是看过上级下发的文件、指南、技术规范的，偶尔也读一读报纸，看一看电视，听一听广播，上一上门户网，偶尔还极为热情、极有兴趣地传播手机里的社会故事。因此，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他们完全清楚从2008年5月1日起，“本单位”有义务把“环境信息”无条件地开放给公众，以便公众在保护自身权益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有利地参与到艰难的环境保护事业中来。

中国的环境监测指标体系虽然粗放，水只有COD和氨氮，空气只有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但中国的环境监测网络还是比较完整的，无论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还是各地的环境监测中心，实际上都掌握着大量的实时数据。而每个省级区域都有“监察总队”，每个城市都有监察队伍，甚至农村都有了环境信息观察员；这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重点排放源的实时排放信息，都可以整合到一个平台上随时被查阅。因此，每个地方的实时、真实的污染排放量，全国环境系统的硬盘库和磁带库里记得相当分明，在环保部门的宽大显示器上表现得相当惹眼。只是，他们宁愿让这些数据捂坏、霉烂、散发出难闻的“数据臭味”，也不肯把一丝一毫的真实数据开放给公众。偶尔恩赐般地开放出来的一星半点，要么是过期的腐败的，要么是简化的浓缩的，要么是扭曲的变形的，要么是故意造假的，多少都有最正当部门泡制假冒伪劣环境信息的嫌疑。这时候，你只能想，环保部门是环境信息专制者、独吞狂，深怕信息给了公众之后，会被公众抢了去。

中国公众过去很少与他们去理论，不是没有道理可讲，只是懒得去讲。公众要是细论起来，这中间有太多的可纠缠的地方。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事业单位”，其实都是靠公众的膏血来养活。公众愿意减少自身的福利，供养这些机构的原因，是相信这些机构是在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总是异常坚定，总是从不质疑，总是宽容对待，总是欲说还休。

体现一个机构的公众服务能力和价值，就在于这个机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成果是什么。体现一个机构的服务诚信，就在于这个机构有多大能耐把公家地里出产的各类“麦子”收获下来之后，交还给公众验证，质量过关后，任公众拿去制作面包、馒头、面条、包子、馅饼——公众想用它来做什么就做什么，能用它们来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惜，我们的许多公共单位，似乎老是忘记了老根和血本，动不动就想从“人民公仆”变成“人民公敌”，不是想当把激流变成死水一潭的水库，就是想当把新粮变成陈年齑粉的屯仓；不是想当化神奇为腐朽的机器——让所有有活力的信息能量全都变成沙中枯骨，就是想当“信息隔离板”——横下一条心，用身体去修筑阻挡公众了解真相的铜墙铁壁。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环保部门成了中国最奇特的一个部门。有时候，他们在政府的夹缝里活得太憋屈了，就想借公众之火来烧一烧心中的晦气，因此也想着鼓励公众去举报、暗中支持媒体去曝光、甚至默许公众去示威和“听证”，这样的好处是，公众的能量很顺手地就会成为环保部门的能量，他们就可借公众的火力，攻下那么一两座排污大户所筑成的碉堡。力是工作出的，功劳却落到了环保部门身上，何乐而不为。

因此，在这样的时候，环保部门的人往往把公众视为盟友，当成知心友人，大门洞开，脸上泛笑，称兄道弟之余，还愿意做些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工作。

对于渴望了解真相的公众来说，环保部门的大门似乎总是紧闭的。普通公民要想获得任何环境方面的信息，无论是污染排放量的，还是环境影响评价的，总是被无数的理由推挡回来。根据我粗略的统计，挡箭牌大概有这么几块，一是保护神圣的“国家机密”，公众好像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所以无权知道；二是保护企业的“商业机密”，企业是政府的命根子，年年给政府上贡，因此，“为尊者讳”，公众不该知道；三是公众没有知识，知道也没有意义，因此没必要知道；四是公众没有“上级公函”，因此程序不合法，没有理由知道；五是信息还在整理，网站还在建设，因此，公众需要延迟几十年知道；最近，又因为金融危机，为了“保发展”，企业更是成为政府的掌上明珠，只要能解决就业和交纳税金，污染一点环境，根本不算什么，公众如果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呼吸权、饮水权、健康权，居然跑到硝烟四起的经济战场上说三道四，那么只能证明一个，就是这些公众在无理取闹，是些需要被看管的刁民。

每当这个时候，环保部门不小心就站到了公众的对立面。好像环保部门已经不是环境保护部门，而是环境伤害部门；环保部门已经不是公共利益服务机构，而是各个经济利益体的“销售代表”；环保部门已经不需要公众的信任，一心盼望要和公众反目成仇。

每当这个时候，就是让社会心碎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公众发出一声长啸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也是环保部门把自己推到自家掘开的火山口、自己烧开的油锅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你看环保部门的脸上，总是一副狐疑不决的神色；每当这个时候，你看环保部门的心脏里，总是像要撕裂一般，成为好几个心脏，然后依附给好多个灵魂。每当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环保部门的形象，是世界上最为滑稽的形象：既要信誓旦旦地表现出维护正义的样子，又要表达出被“其他力量”挟持胁迫的委屈；既要证明自身的实力，又想在虚构的“权势者”面前不能表达出过分的专业和霸气；既想要敞开胸膛对公众说其实我也是受害的弱者，又想装成环境受害者的保护神无所不能罚款无所不能关停。

官员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职业，第二难的才是商人。至于文人游侠之类，确实活得相对轻松，职业对生命的磨损能力相对较弱。但当大家一起面对环境保护问题时，环保部门眼中的“公众”，可能是指从事非环保职业的其他人。这群人中可什么人都有，有许多在政府部门当官从政的人，他们比环保部门的工作还要艰难。但人家没有退缩，没有犹豫，没有试图掩藏和躲避。因此，环保部门没必要装出一副全世界最委屈最被蹂躏的惨相。

其实解决这个“又爱又怕”困境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借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吹起的大风，把公众所有愿意了解的信息全都实时地列出来，公众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公众尚未想到要的，也都端出奉上；这些信息不仅仅公布在网上，也要公布在报纸、广播、电视甚至广告直投刊物上。

同时，还有一个直捷路径是向“兄弟单位”学习，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因为马军所组建的团队在一年来的研究中发现，其实环境信息公开一年来，113个城市中，涌现出了一批好典型的好案例；有好多城市都各有特色表现，以至于马军们涌起了一个愿望，在公布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的时候，作了一个“全明星阵容”，想告诉各个地方的环境责任部门，其实中国大地上已经悄然出现了许多优秀经验，模仿的跟进的风险非常低，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

环保部门根本不用担心公众对这些信息不敏感，像个多疑的厨师那样担心自己的饭菜无人品尝。确实，有些新开张的店面是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门庭冷落，因为公众可能还没有闻到这家店铺飘出的饭菜香味。只要环保部门诚心诚意地把环境信息公开得完全、透明、公正，同时把获取这些信息的界面做得友好、有趣、易懂，潮水般的公众信息顾客就会在一夜之间涌来，公众与环保部门之间就会成为早该出现的良性互动。环保部门会因为公众的支持而信心爆棚，武功精进；公众会因为环保部门的坦荡而迅速成长为环境公民专家和环境公民记者。大家一起布下天罗地网，与社会上所有的环境伤害行为作斗争。（2009.6.4）

冯永锋

张强的父亲张更强相信，你要是今天杀死一只鹿，明天会有更多的鹿出现在你的枪口前，并心甘情愿地倒在血泊中。因此，无论是作为一个猎手还是作为一个农民，每年张氏家族都有枪杀一批鹿的任务。这任务是家庭的潜协议，没有人监督，没有人管理，但一定有人实施，一定超额完成任务，直到有一天，没有鹿再来为止。

张强其实不爱吃鹿肉，也不相信喝鹿血酒能够壮阳，更不喜欢割了鹿角去集市上叫卖，甚至鹿皮他都不会鞣制了，哪怕只是往新鲜的鹿皮上洒些盐，他也不知道从何着手，因为，张强从三岁开始，就到了学校，除了读教材，什么都不会；他虽然生活在农村里，但农业和自然，对他来说是远隔千山万水的虚幻存在。他所需要的是每天坐在老师面前，老师用粉笔写下一切字，他都记在本子里；老师嘴里说出的一切的话，他都记在心里。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二十七年，直到他三十岁。毕业了，他找到了一份工资高、前途好、副产品丰富的工作：当某家大公司的领导的猎务秘书，专门负责安排领导每周的打猎业务。

这个活相当轻松，领导是社会知名人士，自然要参加一些有血腥气的活动，比如打猎俱乐部。参加打猎俱乐部是要交年费的，这笔钱领导交得起，但这个世界有意思的时候就在这里，越有钱的人越不需要交钱，就像越不想生病的人越会生病一样。因此，他的领导不仅仅不用交钱，而且携带他出门打猎所产生的一切消费，也都不用交钱。

因为集团公司下属的一个孙子级公司把钱都交了。因为打猎俱乐部是这家孙子公司的负责人的小舅子开的。为了拿领导做金字招牌，吸引更多的企业领导参与，帮领导垫资消费，是理所当然之事。何况，孙子公司年年亏损，出这笔钱，完全没问题。

打猎俱乐部是一家公益组织，一会儿偏向生态环保，一会儿偏向扶贫帮穷，一会儿又偏向“救救孩子”，出几文钱资助一把“失望工程”。

其他的似乎都好理解，都是人会做的，可打猎与生态环保挂勾该如何解释呢？有一次领导突然这样对张强发问。

张强也搞不清楚啊，好在他会检索，好在他会秘书式的追问，好在他可以下文件要求下属公司帮助解释。一天之后，所有的信息都回到他的电脑前，趴在他的办公桌上了。他慢慢地有些明白。

有一个颇富机智的下属这样解释说，中国人一向不了解身边的自然界，因此，就像农业是国人了解土地和农作物的唯一有效途径那样，打猎是人类了解野生动物的唯一有效途径，打猎就得掌握猎物的脾气和行为，了解他们的生境和种群特性，因此，世界上的盗墓贼都可以成为考古学家，世界上的猎人都是野生动物专家。中国要想保护野生动物，没有野生动物专家哪行？中国人要想了解自然界，没有这批“公益猎手”哪行？

又一个下属从最新的自然保护区调查报告中发现了一条极其负责任的信息。由于中国所有的需要保护的野生动物都被圈养在保护区内，生活得过度富足和过度安全，养尊处优的结果，就是他们丧失了天敌，就是他们过度繁殖。因此，几乎所有的保护区都有物种过剩的忧虑，几乎所有的保护区都有物种种群品质下降的现象，在其他天敌已经被人类灭绝的状态下，人类应当勇于担当所有物种的天敌。因为一个物种只有每天都遭受天敌的威逼，他们才可能强壮老弱病残，他们才可能勤奋地觅食和奔跑，他们才可能保持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优越性和保护价值。像云南的亚洲象，像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像四川的大熊猫，生活都过得太好，非常需要猎手们去对他们进行点位追杀。

其实这些解释都是表相的。真正的行动每天都在发生。强强的老板主要生活在北京，走不过千山万水，赴不了艰难险阻，因此，最经常现身的地方是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这是北京全面干旱化后人工制造出来的两大片最大的水面。五十年前，水库建造者就预知五六十年后北京所有的湿地要么被填平，要么被掏空，连喝的水都要发调令从南方迁调。因此，他们非常有前瞻性地在北京建了四个大型水库，十六个中型水库，八十多个小型水库。以保证路过北京的鸟类，有地方可暂停。

这样同时也就保证了喜欢打猎的人有地方可去。每到鸟类尤其是雁鸭类水鸟繁殖季节，张强老板所在的俱乐部就驾起冲锋舟，每人发放一支冲锋枪，每个小舟配备一台重机枪，向官厅水力各水鸟的“妇产医院”发起猛攻，往往一梭子弹过去，几十只被仓促惊飞的大雁和野鸭、天鹅和白鹤，就会一只只愉快地倒下，掉在浅浅的水面上。她们巢里正在孵化的子女，也都各个领导的仆从们，一一捡到小舟里，当成仆人们夜晚宴游的上品。

所有人都相信城市能够保卫一切人类的生命，因此人类全都拼命地挤进和逃进城市的各个洞穴中。张强的企业就是一家为了建造城市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企业，张强所在的社会是一家为了制造人类“自然安全”而拼命纯化自然和弱化自然的社会。因此，当张强们发现，所有的树都被建屋者造纸者砍光，所有的河流都被饮水者抽干，所有的鸟都被高级猎手们杀死，所有的湖泊都被高楼填平，所有的蚊虫都被杀虫剂绝灭，大家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鸟类被杀了，自然不会再有禽流感；山都砍光了，自然不会再有难以预料的病毒躲藏；烟障之地都填成了广场，自然不会再有人得奇怪的病死去，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空气和水，都来自工厂的精心制造，自然也就不会让人们每天的生活过得提心吊胆；所有的娱乐要么在床上，要么在电脑上完成，成年人会异常迷恋，家长也会异常放心孩子们的出没。人类就这样，占有了地球，保卫了自己。

当然，人类同时得了一个最大的怪病，一个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叫丧心病狂。（2009.5.20）

冯永锋

2008年初开始，中国大地突然开始了一场针对塑料袋的“环保试验”。国家发改委的一道政策真正的实施时间是2008年6月1日，但风声早在年初就开始传出，反应快些的机构，很早就开始推波助澜。几乎能用的技巧都用上了，几乎能说的观点都说尽了。

到2009年6月1日，政策实施时间不过只前行了一年。这时候，人们发现，虽然“限塑令”尚未解决中国塑料袋污染和浪费之痛，但这种从消费者角度发动革命，鼓动全社会共同面对环境问题的方法，却可能是中国最值得实践的“环保和谐理疗术”。

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一个商品是不是“环保”，其实在于看它有没有可能被重新利用。于是有人想，也许，与其出台限塑令，不如出台收塑令，找到塑料袋回收利用的市场积极点，估计塑料袋就会成为人间珍宝。

(小题)环保组织的渗透之功

2006年夏天，著名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办公室里，池田武总是默默地坐在他的电脑前，试图推进“民间减塑联盟”。

池田武在日本做过一些调查，他发现，要想让人少用塑料袋，多半是两种办法，一是“惩罚”，不提供，有强烈的需求者，付费才可得到；二是奖励，对于不用或者少用塑料袋的人，给予一定的购物积分、绿色通道等方面的奖励。

他在做的这个项目没有一分钱的项目经费。他能动用的，只有大学生志愿者。池田武想了一个办法，让大学生们去说服大学内部的超市。同时把这些超市的商标，给悬挂到项目专门的网页中，成为减塑联盟的成员。

这个办法是有效果的。大学生们正好有了个调研和环保实践的课题，超市也有了减少使用塑料袋的动力。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超市对塑料袋都是苦恼的，似乎是消费者的强势压迫了他们的神经，他们不得不出资提供大量的塑料袋。大量的消费者都养成了颐指气使的习惯，恨不得一块肉要用五个塑料袋去包装和保护；收银台上时常传出的是“再给我一个塑料袋”的命令式要求。

池田武和他的同事毛达，以及更多的“民间减塑小组成员”，一起给超市减塑料设计了一个理由：超市减少塑料袋所形成的“利润”，不应当只归超市独享，而应当成立一个专项资金，用于公益、环保方面的事业，尤其是用于推广减少使得塑料袋方面的事业。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至今没有可能兑现。理由之一，是国家发改委的限制使用超薄塑料袋规定中，没有给出这个相应的条条和框框。

但环保组织们已经把这视为他们的又一个良好成果。如果说1994年自然之友的成立算是中国第一个有作为的民间环保组织正式出现的话，2009年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第十五周年。十五年来，民间环保组织慢慢向主流化渗透，其标志之一，就是他们的大量理想和倡导，化身为社会共识，化身为政府决策。2004年，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大力推动夏天把空调设定在26度的行动，似乎取得了强大的成功。减少使用塑料袋，迅速成为他们的工作目标。

限塑令的“成功”，给了环保组织更强的信心。2009年，北京地球村开始新一轮的行动，他们准备号召公众重新使用手绢，减少对一次性纸品的消费，以保护森林，减少碳排放和水污染。这个名为“绿手绢”的公众倡导行动未来效果如何，等待公众的检验。

2007年，毛达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环境史博士学位。他和池田武、魏杰、文蘅凤等人并没有放弃对减少塑料袋的研究。他们频繁地撰写研究报告，他们购买了塑料袋测厚仪，组织志愿者对人们使用后的塑料袋的去向进行研究。他们还给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的副司长李静写信，希望让民间的声音，通过政府的渠道，化为社会的共识。

（小题）政府的政策试验

2008年以来，因为塑料袋的原因，李静的名字经常出现的公众媒体当中。按照公众的推理，“限塑令”的出台与她的工作和见识直接相关。李静认为，塑料袋作为异常便利的日常用品，完全不使用是不可能的。但减少使用是完全可以的。当减少到实在无可再减少的时候，社会才可能求变，追求替代和回收。她说：“任何一项政策推进都有一个时间进程。这个过程不仅仅需要政策，还需要每个人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政策有时候不一定要迅速地解决问题，只要这个政策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挺有价值了。限塑令有一个特点是它具有良好的可行动性，有从一个点上突破的决心。这大概与其他一些标的不清楚、突破口不准确、行动不方便的政策略有不同。今后，更多的环保方面的政策，可能都会往这个方式去尝试。面对社会共同焦虑的问题，政策提供了一个动力，提供了一个针尖般的目标，这样，社会的能量既会被发动起来，改良的目标和方式既清晰又可执行，这样，改变消费习惯就会成为可能。而消费习惯的往环境友好方向的改变，就是对环境保护最大的贡献。

商务部负责对塑料袋的使用进行监控和管理。一年来公众的眼睛雪亮地看到，超市整个来说对塑料袋的执行比较坚决和彻底，但农贸市场的塑料袋控制几乎没有什么绩效。商务部商贸司标准规范处处长李嘉建认为，“限塑令”其实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个措施不够完善，有人甚至怀疑几个部委之间的协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甚至有人公开质疑这个政策有可能半途而废。但商务部一年来的试验，显然越来越有信心，为了让一项政策变得富有公信力，所有参与的机构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去填补政策本身未确定的空白，去改善政策制订时考虑不周之处。因此李嘉建认为，只要限塑令这个“试验”继续游戏下去，中国人一定会找到塑料袋的解决出路，让难分难解者可分可解。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大概是与塑料袋纠缠得最深的人，几乎所有与塑料有关的秘密他都知道。按照他的调研和观察，塑料袋如此泛滥，与这个行业的技术门坎过低直接相关，任何人都可组建个小作坊开工。这时候，唯一有办法阻止这种泛滥的是消费者。而限塑令恰恰是从消费者角度发动的一个措施，当全中国的消费者都开始呼应政府的举措之时，很自然就会席卷塑料制品生产业和流通行业。

董金狮调查发现，一年多来，塑料袋用量下降了400多亿个；塑料袋在垃圾里面的量减少了10%以上。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每天产生垃圾将近两万吨，塑料袋的含量占10%左右，也就是两千多吨；两千多吨减少10%，就是200多吨。由此减少大量的运输、填埋费用，同时也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他相信只要继续坚持下去，消费者的“绿色选择”权利，将促动更多的企业成为环境友好企业。

（小题）公众难得的环保实践

不管有没有充足的准备，几乎所有的公众都被卷进了“限塑令”的潮流中。由于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因此，可以这么说，限塑令可视为一个公众参与度最广泛的环保试验。很多 人由此相信“限塑令”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政策，当人们试图评论它的时候，其智慧马达就已经开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解决“世界塑料困境”的方案提供商。

“限塑令”带旺了一些创业者。比如一个叫“胖兔子”的网民，是一个卡通画家，在网上连载的漫画《依然饭特稀》结集出版后卖得风声水起。由于他与生俱来的自由创意能力，大量想设计布袋、无纺布袋的人，找到他的门下，要他帮助设计又好看又实用的“替代产品”。

环保组织作为公众的“民间代表”，由此找到了与公共决策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支点。比如有家环保组织叫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他们就发起了一个环保袋设计创意大赛活动。2008年12月份，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开始征集第三届SEE·TNC生态奖的项目时，有好几个与环保布袋推广的项目入围到了前六十名。广东东莞的项目中，环保组织设计了布袋租用服务，像从酒店借用雨伞一样，当你的超市购物时，超市把布袋借给你，你用完后可归还回来。而湖北武汉的一个“袋袋相传”项目，一个小区的大妈大嫂们，被组织到大街边，坐在缝纫机前，一起展开做布袋比赛。北京地球村在一个企业的资助一下，面向全社会征集环保布袋的创意，结果，有个人把一个登山者喜欢用的连接环与布袋做在一起，让人可以很便利地把布袋压缩后，挂在身上，这一个“连接”获得了10万元的奖金。

每个地方都能发现一些企业参与到了发放塑料袋的潮流中，大家像是在暗中较劲，比赛谁的袋子设计得又美观又实用。有机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人，家里堆满了“环保袋”，他们为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环保袋而发愁。他们发现，一个物品是不是环保，在于有没有物尽其用。任何的淤积和错用，其实都是不环保的行为。当一个人的家庭里悬挂着几十个环保袋，而去买菜的家庭主妇、家庭主男们，仍旧毫不犹豫地从农贸市场里拎回来几十个超薄塑料袋时，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在震荡：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参与环保？

（小题）“塑料袋环保化”的出路

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里都大量存在的“民间拾荒者”，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协会和公司。这是塑料袋有没有可能“环保”化的真正动力。

因为所有人都清楚，没有人能够消灭得了塑料袋，唯一的出路是让他们可回收起来。因此，依靠双手捡拾生活的民间拾荒者们，才是塑料袋“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成员。当石油价格飞涨的时节，废旧塑料袋的价格也开始涨价，涨到五毛钱一公斤，涨到一块钱一公斤。于是，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拾荒眼”，就会盯着大地上飘落的所有塑料袋，用几乎毫无防护的双手，将塑料们从垃圾堆里一一揪出，并进行粗略的分类。傍晚，这些收获品归拢在一起，用平板车拉到资源回收站去卖掉。

嘉兴学院副院长杜欢政长期研究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回收利用。他很重视回收产业的健康化问题。而当石油价格跌落时，废旧塑料的价格应声而落，跌到一毛钱一公斤，跌到三毛钱一公斤。这时候，你在城市各个垃圾集中站里，仍旧可以看到有人拿着钉靶，锲而不舍地在垃圾堆中耕耘，一条一条地把未来可能卖个好价钱的给“提取”出来。这时候你才发现，塑料袋正在成为城市垃圾分类的关键因素。塑料袋——或者说轻薄的塑料用品，如果能够从前端就与有机物、鼻涕、油污及早地分开，不仅仅对有机物们顺利发酵为有机肥有极大的益处，对塑料袋本身的再利用也极其有益；不仅仅对改良民间拾荒者的工作环境有益，对城市的垃圾处理，也有极大的益处。

限塑令给垃圾焚烧厂带来了新选择。为了消灭垃圾，有无数的城市都疯想上马垃圾焚烧厂，把其“气化”；塑料袋的作为可燃物的存在，是垃圾能够焚烧的重要理由；而焚烧塑料，偏偏又会产生二恶英，围声而至的居民们纷纷起来试图阻止。在限塑令这个刺激性极强的政策笼罩之下，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开始设想：如果我家少使用塑料袋，非用不可的塑料制品我又将其通通分离出来，那么，垃圾焚烧厂，是不是就没有理由开工了？因此，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垃圾焚烧是在污染转移，解决垃圾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垃圾分类，这样才有可能“资源化”。(2009.6.1)

    
    　　　　
    （小题）“有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售货亭”
    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成立于2006年，是由一些国内企业家出资成立的，志力于引导青年人从事环保。为此，他们从成都的大学里，召募了60年大学生志愿者，经过培训之后，就一起上岗了。
    10个垃圾分类的“柜台”安置在狭长的公园里，每个柜台有3名大学生志愿者负责。每个“柜台”有四个大桶组成，一个桶装“食余”，一个桶装“塑料”，一个桶装“纸张”，一个桶装油污的纸和塑料。柜台的一个角上，有个圆形凹槽，专门用来收烟蒂；还挂着一个小盒子，专门收废旧电池。
    西南财经大学学生黄露胸前挂着“义工证”，从上岗的那一刻起就迷上了这个为期三天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她和同学戴着塑胶手套，站在“柜台”前，神经高度敏感地观察着所有过路者的行为。游客们匆匆走过，偶尔有人走过来，一只手握着瓶子，另一只手托着个快餐饭盒，想赶紧扔到垃圾桶中。
    黄露及时叫住了他，说请帮忙尝试一下垃圾分类，请帮忙把瓶子里的水倒空，请把餐盒里的饭菜倒到食余桶里，然后把塑料盒扔到放“有油污的塑料”那一个桶里。游客停了下来，抬头仔细看了看上面的说明牌，按照要求一一进行了分类处理。离开前，还说，你们的模样设计得真不错，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售货亭呢，要是每个垃圾桶都这么时尚就好了。
    黄露对这个柜台的设计也很满意：“这样，人们和垃圾桶之间突然有了一种亲和力。大家不再远远地把垃圾一扔了事，而是愉快地走近，愉快地离开。受这个启发，我相信以后会出现更多的‘时尚垃圾柜台’，大家像去买东西一样，逐一把手中的垃圾进行区别对待。”
    自然景象协会秘书长杜涓说：“音乐节是大型的公众集会，场地又比较封闭，因此，我们创意了时尚垃圾分类这个项目。有两点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一是垃圾的‘柜台’比较新颖，假如所有的垃圾分类都做得很好看，估计乐意分类的人会比较多；二是有一批年轻人站在柜台前‘指导分类’，假如每个垃圾分类设施前都有人专门指导，垃圾分类也会比较容易推行。”

（小题）“让更多的垃圾可分类”
    分类完的垃圾，装在黑色垃圾袋里，有专门的志愿者运送小组负责送到指定堆放点。隔上一段时间，环卫部门的车辆会把它们拉走。
    5月3号，活动结束后，大学生们进行了总结。来自成都农业科技学院的学生林波说：“这个活动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以前我以为垃圾分类非常困难，现在发现，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做到。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商量好了，回到学校后继续在学校里试验和推广，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会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
    来自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志愿者邹剑说：“这三天我也在观察，发现在这个音乐节上，至少有三批人在关注垃圾，一是召集我们来的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二是这个公园的环卫处，他们从早到晚都在清理场地，保持清洁；还有一类是一些专门捡废品的人，他们时不时背着一大袋瓶子，从我们身边走过。因此社会上其实有很大一批人已经在参与垃圾分类，或者说，那些很容易被重新利用的垃圾，其实一直就有人在‘分类’。难的是那些沾上了油污的纸和塑料，那些被有机物弄脏、弄湿的‘无机物’；难的是让每个人主动去分类。我们在想，也许垃圾分类应当从前端做起，每个环节都很注重。比如减少包装，比如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比如吃东西时注意不要用纸张去垫餐具等。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更多的垃圾可分类起来，进而激发更多的人主动参与。”
   
    （小题）“其实垃圾分类没那么难”　　　　
    “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在音乐节上做了调查，想摸清垃圾分类真正的难点在哪里。从回收上来600份问卷的统计结果看，绝大多数人都有垃圾分类的意识，但一是不知道怎么分，假如有人现场指导，可能就会比较便利。二是觉得垃圾分类的设施不完善，那些摆在路边已经标上了“垃圾分类”字眼的垃圾箱，应当描述得更加具体易懂；分类后的垃圾，要真正实现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和分类利用。
    记者采访了几位被引导着做了垃圾分类的游客。他们担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其实垃圾分类没那么难。我们分类了，如果环卫部门把它们又混合在一起，一填了事，或者一烧了事，那我们的分类有什么意义？”
    确实，即使是被环保组织发动大学生志愿者“时尚”地分类了的垃圾，拉走后还是被填埋了事。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田溯宁说，从音乐节的试验来看，其实垃圾分类没那么难，至少有50%的垃圾可被分类利用。而且，分开得越早，利用越便利。
    嘉兴学院副院长杜欢政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垃圾分类问题，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有关部门认为公众素质不高，影响垃圾分类；而公众又认为垃圾分类设施的不完善，打击了公众的信心。因此，最理想的办法是社会各个领域齐动手，有关部门应当相信公众的意愿，把垃圾分类的设施尽早建设好，无论是运输设备还是处理设备，无论是对塑料的利用还是对厨余有机物的利用；而公众也要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哪怕分类设施够完善，也可以在自己家庭和单位、自己所在的社区积极地行动起来，争取更多的地方成为“零排放社区”。环保组织作为公益机构，应当积极发现垃圾分类的症结所在，设计出更好的“时尚解决方案”。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更多的城市，不再为垃圾所困扰。

——帮助企业早点搭上环保快车

冯永锋

中国最大的造纸企业是来自印尼的金光集团。金光集团这几天颇为有些郁闷，他们旗下的“食品与地产”业务板块，因为破坏热带雨林和泥炭地，造成严重的碳泄露和碳排放，被环保组织揪住不放。2009年5月25日，著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向“公众环保法庭”递交了厚厚一沓图文并茂的起诉书，要求金光集团向世界偿还每年至少几十亿欧元的“碳债务”。

这样的“讨债信”如一长串“莫须有”的痰，吐在金光集团脸上。一向非常珍惜自家羽毛的金光集团，多少有些难以接受。他们肯定在想，我毁热带雨林，我毁泥炭地，是为了成片成片地种植棕榈；我拼了老命去种棕榈，是为了压榨出廉价而多用途的棕榈油。棕榈油每年中国需要消耗几百万吨，如果没有我们拼命地毁林开荒，哪里来的如此丰厚的供应？没有了棕榈油，没有了纸张，全世界的人靠什么活下去？

金光集团此前在造纸方面也经常遭受指责，原因也是他们肆无忌惮地以各种方式毁灭中国的天然林，烧空焚尽之后，开成连绵成片的林地，在南方成百万亩地种植桉树，在北方成百万亩地种植杨树。此前，环保组织还没有把碳罪恶的枷锁给金光集团戴上，指控得比较多的罪恶是破坏生物多样性、降低森林的蓄水能力、剥夺当地人的发展权、制浆造纸污染环境方面。

2007年之后，由于科学家们言词一致地认定全球气候在变暖，而二氧化碳作为主流温室气体，遭受了最剧烈的“共同关怀”。政治家们赶紧跟风，纷纷拍着国家的胸脯承诺各国要承担碳责任，减少碳排放。由于全球都在为二氧化碳发愁，几乎所有可能产生碳排放的行为，都会被社会公众盯上。此时，环保组织以其一贯的先锋性和敏锐性，在传统罪名之上，欣欣然地给金光集团安上国际法规承认的二氧化碳罪行，让金光集团一时难辞其咎，百口莫辨，百舌难言，只能大呼倒霉，只能大呼冤枉，只能拼命制造各种明枪暗箭以乞求公众法庭开恩。

其实金光集团的处境代表了中国当前几乎所有企业面临的共同前景。不管大中小型企业们是不是敢于正视，也不管企业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有问题，更不管企业们是把责任推给政府还是推给公众。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作为社会流通的最重要的中转环节，企业必须承接各种各样的环保责任。因为当前的社会，已经进入所有环境代价必将纳入产品成本的时代，已经进入所有的公民责任必须成为企业责任的时代。

金光集团应当感到庆幸。表面上看，环保组织把其作为靶子，拼命地用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标准来苛刻地要求它，好像是在打击它和胁迫它。实际上，环保组织作为人类公益能力的一个重要释放渠道，其理想根本不是想和某个企业过不去，更不是想给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凭空制造障碍，恰恰相反，环保组织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有一种“炼铁成钢”的理想，有一种助人成事的胸怀。也就是说，环保组织其实是想更早地拯救金光集团这样的“世界知名公司”，让其尽早地通过兑现企业环境责任，而成为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成为企业践行环境责任的先行者。环保组织对社会的所有责难，其实都是盼望社会能够尽早地纠偏，不要在错误地轨道上越走越远，不要让错误的生产线越建越多。

更多的企业也应当感觉到庆幸。环保组织的“当头棒喝”，其实很有可能正在给企业提供新的商机，指引新的发展方向。有许多人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一百年来，有太多的人类文明碎片堆积在了一起，有的是五万年前的古董思想，有的是五千年前的陈旧套路，有的是五十年前的哲学思潮，有的是五年前的世界风向，有的则是引领世界的最新标本。农业的身体嫁接着工业的容貌，城市化的躯干流淌的却是农村化的血液，率性的行为渴望民主的训练，保守的习俗遭遇新新人类的消解，公民化的外观暗藏顺民的心机，快餐化、粗制滥造的商品酝酿着耐久和精致的理想——所有这一切都像突如其来，一切都似乎叠加、累积、动荡得太迅猛，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喘不过气来，一切的一切在你尚未找到应对方案之时已经落地生根。

这样的“市场环境”给了企业无数的生财和发展之道，也给了企业所有可能的逃避环境责任、公民责任、税务责任、工商责任、法律责任、生产者责任的遁逃通道，在这样的自由无羁的社会环境下，环保组织突然要企业承担“碳责任”，似乎有些勉为其难。在企业连末端治理污染都不愿意的时候，在企业连当地社区利益都不放在眼里的时候，在企业连消费者的正当消费权益肆意侵犯的时候，环保组织让企业去承担“前端环境风险”，似乎也为时过早。

然而这恰恰是环保组织的可爱之处，也是社会公众会毫无担忧地支持环保组织的原因。人类文明如果说一直在进步的话，其实最坦荡的道路就是往公益和无私化的殿堂升级。以充分满足所有人类自私的前提下，公益、环保、慈善这样的人类高尚能力的充分证明和表达，是所有政府、企业、个人的级极出路。

因此，环保组织其实一直在预先提醒所有的企业，环境保护的列车在中国好像运行缓慢，但它早已是一趟运行在高速轮轨上的驶向未来世界的国际快车，你可以不承认这趟快车的存在，你也可以不购买这趟国际快车的车票，你更可以在旧有的狭隘的保守的自我满足的车道上尽情地行驶，只要你觉得无愧于环境，无愧于世人，无愧于二氧化碳，无愧于大自然的所有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的物种和生态系统。但只要你会有一丝丝的内疚感，你就得提早做好准备，综合考虑可能伤害环境的行为，并主动担当抵消这些罪过所应付出的代价。

其实企业没什么可担心的，所有的成本都会“外部化”，不仅不会压榨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可能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只要企业生产的产品有人消费，就意味着企业承担的任何环境责任都会有人买单。因此，企业要担心的其实不是把什么成本纳入产品成本的问题，而是要担心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你的产品的问题。在碳责任、环保责任变得越来越严肃的今天，一个企业如果说不清道不明自家产品身上所分摊的“碳罪恶”和“生态罪恶”到底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免责和削减，那么，这样的企业的产品，将很可能被消费者们共同“绿色选择”出人类的视线。这，才是企业需要担忧的。（2009.5.28）

冯永锋

舆论的口水汇聚成的汹涌潮流，有时候就是用来压死人的。金光集团面对公众法庭审判时，由于“在二氧化碳问题上”交待不清楚，其旗下的多项业务被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们列为“气候犯罪”。作为一个在国际上鼎鼎有名的大野心企业，在全球“二氧化碳政治”甚嚣尘上之际，遭遇如此的攻击和定罪，想必内心里非常愤怒，一肚子委屈不知道该向谁诉。

其实金光集团也预知了风暴的到来，“我预知了风暴并且激动如大海”，正拼命开展“企业形象保卫战”。2008年6月份，金光集团APP（中国）发布了《“立足中国，绿色承诺”可持续发展宣言》；2009年3月26日，金光集团APP（亚洲纸业公司）的中国项目办，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声称自己“顺利完成‘碳足迹’评估项目”，成为国内首家进行大规模碳排放评估的浆纸生产企业。他们委托全球著名的CAMCO公司对APP中国下属企业进行评估，评估对象包括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江苏金东纸业有限公司、苏州金华盛纸业有限公司、海南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和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6家生产含糊不清，以及广西金桂林业有限公司和海南金华林业有限公司两家林业公司。“依据国际通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和世界资源研究院（WRI）的标准，CAMCO公司的评估顾问在2008年7月到8月期间对上述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评估范围覆盖整个‘林-浆-纸’产业链，并涉及原材料、能源需求、制造过程、车辆油耗、废物处理与员工生活等所有运营环节。”

评估的结果非常了不起，“经过严格的测算，参加碳足迹评估的企业碳排放总量为694.4万吨，平均吨纸碳排放量为1.49吨。在获取碳排放量数据的过程中，公司进一步明确了各公司 在生产和运营供应链过程中能源效率和成本降低的改善空间，评估结果将会为公司制订长期的碳排放管理政策提供参照基准。”

更加了不起的是这个发布会悄悄地透露了另外一个“小道消息”，供生性多疑的专家和媒体们去抓捕：金光集团在中国大量种植人工林，面积至少达500万亩，这些森林每年吸收740万吨二氧化碳。言下之意很明显，694万吨的碳排放，完全给740万吨的碳储存，给“吸收”了，而且还多出将近46万吨的“碳成就”来。金光集团在中国推进造纸业，推进人工纯林植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有益，能避免中国人民因为缺乏生活用纸而陷入困窘，能够提升当地百姓的生活质量，生成改变天然林所不具备的生物多样性，对大量固定二氧化碳，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贡献了难以估算的心血。

因此，金光集团为了全面地赞美自己、表扬自己，用旗下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拿出巨额的赞助费，鼓动三个与造纸有关的机构出面，6月18日和19日，在江苏苏州，举办一个“绿色承诺”方面的论坛，回顾中国纸业的过去60年，展望未来的“绿色可能”。

然而，近二十年来，所有参与过“协助金光集团砍树和种树”的官员商人学者农民知识分子们都知道，500万亩林子，原先大部分都是天然林。砍掉长势良好的天然林，种上人工林，造成的“碳泄露”，该如何计算？金光集团避而不谈。做一个比喻，中国的大地上原来全是一个个罐子，里面了足足五百公斤的70度的纯粮酿造的白酒，金光集团先雇人把这些酒全都倒到地上，一把火烧掉；然后趁着月黑风高，政府看不见，公众说不清，专家短了嘴，媒体无从下手之际，迅速装上500公斤的由化工原料勾兑而成的“金牌白酒”，度数像啤酒一样高。然后把罐子搬出来宣讲说：“看，金光集团给人类制造了多么大的福利啊，我们帮你们制造了五百公斤的好白酒，你们该感谢我们、称赞我们。否则，你们不仅没有罐子可看，你们还将因为无酒可喝而死亡。”

2009年5月25日，绿色和平森林项目组在社会生态法庭上，发布了另外一则对金光集团的指控，把公众的目光，从人工林与纸张之间的关系，拉到人工林与棕榈油的关系上去。这次需要为碳责任负责的是金光集团旗下的AFP公司，这个公司重点经营食品与地产方面的业务。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大量砍伐热带雨林，毁坏泥炭地，以种植棕榈树和浆纸林。几百万亩的森林毁坏的直接后果，仅仅在廖内省，就至少每年造成33.9亿欧元的“碳债务”。如果把其他的罪行相加，估计一年的债债务得高达数百亿欧元。

控诉书已经送到公众法庭，具体见这个网址(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news/forest-sm-carbon-story)。

从外形上看，貌似忠厚的金光集团，据说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优秀。但只有两个关卡他们一直过不去。一是破坏天然林以获得土地种植各种工业原材料这一大关。在这方面，金光集团可能是全球伪装术最高的修行者，任何这方面的行为都可以打扮成神圣和高尚的事业。强大的伪装术给金光集团增添了奇怪的心理优势，以至于他们浸淫其中不可自拔，最终毁林成癖。

另外一个关卡就是他们总是摆不正对公众的态度。有时候是拼命的谄媚和讨好，有时候则是恶意的诽谤和攻击，更多的时候是欺骗性的宣传和误导。无数的专家、官员、学者（尤其是科学家）、媒体、大学生、消费者，被可怜的几文钱所击倒；与造纸和造林有关的协会、学会、研究院，与造林和造油有关的协会、学会、研究院，甚至与环保方面的协会和学会，都纷纷倒在他们巨额赞助的钞票面前。

因此，即使社会生态法庭因为收受了某些来源不明的贿赂和压力，而判处金光集团无罪释放，金光集团在中国也仍旧有两项知识要从娃娃期学起，以避免将来不停地被公民环保专家们起诉。一是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友好型企业，必须对破坏森林方面的罪恶有足够的认识和检讨，认识生态破坏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二是学会与公众健康来往，而不是像个愚蠢的阴谋家那样，只知道躲在后面，发送阴冷之箭和糖衣炮弹。

最后，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发布一则简讯：由于对金光集团的可持续能力缺乏信心，对其企业的环保诚意缺乏信任，世界著名的雨林联盟（The Rainforest Alliance RA)已经终止与了金光集团的合作；同时，国际著名的森林认证机构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员会）也已经停止了与金光集团合作。尽管金光集团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时不时还对公众撒谎。（2009.5.27。所有照片都是绿色和平提供的，在此表达谢意）

冯永锋

江苏仪征一位环保局党组书记侯宜中，今年六十岁了，他担当“环保举报者”多年，却毫无结果，这则新闻从发出起，就在民间环保组织内部广泛地流传。有人惋惜有人感慨，有人愤怒有人同情。更多的人是付诸苦笑。一副深深了解中国国情的样子。

有一个人这样对我说：“环保部门的人都没有力量，我们民间环保组织还有什么用啊？”一时想不出回应此人的语句，涌上心头的是一句被颠倒了的话：让有力者无力，让前行者悲观。

江苏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富传说魅力的富庶文明之地，是令人艳羡的既有钱又有文化的地方。江苏仪征环保局党组书记侯宜中及更多的环保局干部频繁“举报”的两个化工厂，据说都属于扬州农药集团；而这个集团是当地的利税大户。既然是“利税大户”，那么显然企业是在年年赢利；既然是在年年赢利，那么就肯定能钱拿来治理污染——企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当地“裸露”着公开或“遮掩”于地下的各种活跃金融系统也完全可以慷慨解囊，拔钱相助。因为当前社会上连那些后知后觉者都清楚：把所有环境代价纳入产品成本，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唯一方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活命草。如果当地政府的其他相关部门对企业的环境保护能力仍旧不予以关心的话，实际上是在暗中盼望这家企业早日死亡。

这时候，有人会以为当地政府是一个贪婪的政府，一心只想着吸吮企业的利税，而不替企业从良提供赎身金；有人又认定当地的政府是一个短视、无能的政府，一个不可持续的企业将来如何给妄想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当地财税上供？有人还怀疑当地政府对企业有一种敌意，表面上在鼓励企业“任性发展”，骨子里暗暗盼望企业早点被无情的市场关停。

这则多少显得有些荒谬的新闻恰恰道出了中国环保部门的悲凉现实。假如把环保部门的人比喻为环境警察，排污者比喻为“环境小偷”，实际上等于说一个“下级警察”向“上级警察”举报身边有小偷在天天作科犯案。由于这个小偷的“级别”比这些“下级警察”高，维护公众环境正义的警察叔叔们只要眼睁睁地看着环境小偷团伙们横偷竖抢，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下级警察”们唯一表达自己能力的方式是以泪洗面，以文字表达才能。

我关注环境的时间不算太长，不过五六年的时间，但多少也算得上是老“环保记者”了。我清晰地记起了我这五六年来我所见过的所有环保官员，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巨大的疲惫感，他们的脸上都泛着持续而淡淡的苦笑；无论他们走着站着还是坐着，无论是在督察还是在监测，都有一种极度无奈的情绪向你辐射而来，让你收纳到他们的无力，让你接应他们的悲观。

有人说环保部门只有采用垂直管理，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解决。有的人则认为，在环保部门成功地升格为“部”之后，趁热把更多的与环保有关的“部委局办”都拨拢到堆，成立一个大环保部，环境保护政策的兑现也就会顺利得多。有人则认为环保部门不应当局限于“末端控制”，而要朝“前端防治”挪移，采用项目环评啊、规则环评啊、战略环评啊这些方法，对有可能产生环境风险的行为逐一进行管控。有人干脆认为环保部门应当成为一个环保统一战线协调中心，把发改委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啊、银行啊、税务啊、工商啊、监察啊、保险啊这些部门全都“绿化”一下，让这些兄弟机构都撸起袖子，牵起手来，组建一张对企业和社会公众进行环保引导的天罗地网。

所有的探索估计都是“可以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发生在江苏扬州的这个颇富戏剧性的故事，正无情地提醒我们，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与其环境保护能力并不成正比。甚至我们由此可以推出，一个地方经济难以发展，不是由于这个地方重视环境保护，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根本不重视环境保护。因为经济发展固然是为公众服务，但更需要公众来支撑。当公众本身因为环境退化和恶化，而无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石的时候，这个地方下再大的“不怕牺牲，只求发展”的决心，也无法在经济发展上有所突破，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已经没有了支持发展的元气。因此，侯宜中们完全可以不用举报，很快，扬州农药集团就有把自己毒倒的一天，当地政府也会有病入膏肓的时候。

细细考量侯宜中们的“举报”行为，你会更加地为中国的环境保护能力感伤。环境保护唯一的方法是决策透明和信息公开。因此，侯宜中们完全可以采用把举报信写给公众的做法，来增强对企业的威慑力。而不是只知道“向上级环境警察举报”。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时代，公民专家和公民记者正在成为环境保护的最有效力量。互联网、手机、数码相机等“技术民主”工具，给了所有试图保护环境的人，提供了最充足最强大的武器。何况，环境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施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作为环保部门的干部，完全有党中央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作倚仗，根本不需要像告密一样让“举报信”沦落在政府的皮球场中。

当今的时代是公众主导环境保护的时代。假如侯宜中们想到与环保组织合作，或者自己成立一个独立的民间环保调查小分队，把这些环境伤害信息，充分调查清楚，把企业违法的要害处一一点出，持续地、坚定地开放到网络上，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候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呼应。污染的企业会得到更早的从良的机会，受害的环境有望得到修复，受害的人们会得到他们应有的尊严和权利，隔岸观火者和路过打酱油的人，会得到极好的“环保教育”。因此，我在这里也顺便呼吁一下，所有已经写正在写或者准备写“环保举报信”的人，拿出你的专业知识来，把环保举报信写得有理有据，然后，通过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络，送达到公众手中；你所有的心机，才可能不白费。

因此，侯宜中们的这种做法表面上颇具勇气和韧性，其实是一种策略失当的单极思给，或者说，是“责任推卸”思想作怪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一个环保官员，无法或者说不敢与环境施害者作斗争，也不知道团结更多的公众，为环境争取应有的权益，只知道写举报信，只知道向“上级警察”汇报，只知道“找媒体”，某种程度上说，其行事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公众环保时代的要求，其行为所反应出来的中国环保现实的荒谬性固然足以博人一笑，但其行事的智慧，则的确有更多的提升空间。                  （2009.5.26）